2008年8月2日星期六

买卖肾脏不可合法化!




站长的话
(2008-08-01)


  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明文禁止买卖人体器官。但买卖器官黑市在世界许多地点都很猖獗,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在2005年,捐赠肾脏的数目,是等候移植的病人的十分之一。由于供需失衡日益严重,在美国,肾脏病人的死亡率从2001年的6.3%上升到2005年的8.1%。中国最近为了要禁止器官捐献者在背后的暗中金钱交易,进一步规定,活体器官只能捐献给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等有亲情关系的人。但这可能导致供应更加短缺。美国有些专家已大力主张器官买卖合法化,以杜绝黑市操纵,并确保捐/受器官双方都得到更好的医疗照顾。另外,世卫组织近年来也致力于劝导人们改变饮食习惯,少吃高盐、高脂肪、腌制及罐头食品等,以防止肾脏受损。



买卖肾脏不可合法化
(2008-08-01)

● 沈林霖


  有人卖肾,有人买肾。卖肾者十之八九是为了得到钱财补偿。买肾者当然是身上的肾出了毛病,必须以高价买进。

  虽说买肾者往往是在等不到死人或亲友捐献,为了使自身摆脱病魔纠缠,方才出此下策。不过,即使是愿买愿卖,仍是涉及了金钱交易,变成了“商业买卖”,甚至以后也许还可能出现可以让卖方公开兜售、拍卖、买方公开寻求合适货源、讨价还价的“肾脏买卖公开市场”呢?这多么不可思议,多么可悲,人体上重要的器官却要变成被人们当成物品般来售卖出让,太可怕了!

  我认为,买卖肾脏不应该合法化。

  我们多数人已不置可否地承认在现今世界有人出卖自己的宝贵器官的事实,这尤其可见于一些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社会。可是如果麻木地任之由之,岂不会演变成“贱价出售人命”的悲惨世界吗?试想允许人们付出一些金钱,就可以残忍地从另一个活人身上活生生、血淋淋地摘下一个活体器官,然后移植给排队的等待移植者,而被摘除肾脏或其他器官者,本身健康可能终身受损,也可能死在手术台上,这是多残酷的“器官买卖交易”。

  我觉得,假如让肾脏买卖合法化,也只有利于富有的肾病患者,对那些贫困肾脏病人并无多大意义,他们家境窘迫,医治的疹疗费已是大问题,哪还有大笔的钱去购买肾,给自己带来重生呢?

  再说,肾脏买卖合法化也很可能对那些原本愿意捐肾者产生负面影响。假如肾脏能买卖,那会令人觉得没有必要以慈善心来捐献肾脏了,更何况肾脏是“有价可沽”的呀,这与我们社会呼吁和鼓励“捐献”肾脏和其他器官的一贯做法和原则,可说是背道而驰。

  买卖肾脏这种行为的过程值得深入探讨。在禁止买卖的情况下,人们如果不是到了极度绝望的情况下,是不会动这样的念头的。何况割下、移植肾脏的手术也涉及许多的卫生医药问题,单是鉴定捐献方的肾是否适合接受者的身体,就需要专业鉴定。捐/受双方的术前准备和术后的疗养,都需听从医生意见,若没有完善设施和医护人员妥善照顾,胡乱买肾移植,恐怕对于买卖双方都是后患无穷。

我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防患于未然,尽量教导民众预防肾病的养生方法,研发更多护理肾病的药物与治疗法,尽量延后肾脏病人病情的恶化,以至进入最后非移植不可的晚期。可移植的肾脏虽然一向供应短缺,但若买肾脏的迫切需要能降低,也就没有必要让买卖肾脏合法化了。


部长与世卫对器官买卖的看法



许文远:器官交易辩论两极化 国人认同四基本原则
(2008-08-02)

● 陈颖佳


  器官交易是否应该合法化引起热烈讨论,支持与反对者各持己见。卫生部长许文远表示,政府有诚意听取不同的意见,并且相信国人在某个程度上已经对这个课题达成共识。

公共卫生决策者
陷入两难处境


  许文远昨天上午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国立大学医学中心”医疗大会致词时指出,器官交易是否合法化的课题,与安乐死和人体胚胎干细胞研究一样,都是具争议性的问题,令公共卫生决策者陷入两难处境。

  不过,许文远认为,即使器官交易的辩论引起了两极化的反应,但国人其实已经对四个基本原则表示认同。

  一、国人认同应预防肾衰竭:我国每100万人口有224人肾衰竭,与挪威的每100万人口仅有100人还有很大的距离。

  二、国人同意遗体肾脏捐赠是最佳途径:我国的遗体肾脏捐献率偏低,每100万人只有12人,与西班牙的每100万口有50人距离甚远。

  三、国人多数同意亲属间的活体肾脏移植应该获得鼓励。

  四、国人同意自愿器官捐献者和遗体捐献者的家属应该获得有意义的补助。

  许文远说:“如果妥善地设计和执行,这笔补还,即使用现金支付,也不必被看成是器官买卖。卫生部正在探讨慈善和宗教团体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捐献者可得款项

从“报偿”改为“补还”

  值得一提的是,许文远将捐献者可能得到的款项,形容为“补还”(reimbursement),而不是之前的“报偿”(compensation),似乎有摆脱器官买卖的意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原则,器官捐献者不应该获得金钱回报,但不排除捐献者获得合理补还的可能性,例如:移植手术的费用和捐献者休养期间的收入损失。

  许文远说,正当卫生部探讨如何鼓励非亲属之间的活体器官捐献,国人对器官交易的课题达成的四点共识,创造了足够宽广的共同空间,以推进政策的进程。

  他说:“我知道反对将人体器官商品化的伦理辩护。我也同样了解病人的痛苦,以及无知的捐献者在世界各地被剥削的情况。这是残酷的现实,也是许多绝望的人所面对的窘境。”

  美国医学会杂志—国大医学中心医疗大会昨今两天在国大举行,主题是糖尿病、肥胖和代谢综合症。

  许文远说,我国的肾衰竭患者人数偏多是因为糖尿病在我国普及。他希望国人能更好地控制糖尿病,以延缓或避免肾衰竭。

你对“补还”器官捐献者有什么看法?请上omy.sg“早报谈吧!”发表你的看法。




杨荣文:只要附带三条件 器官交易合法化可接受

  只要管制人体器官交易的机制能附带三个条件,外交部长杨荣文认为使交易合法化是他可以接受的。

哪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是:一、器官交易双方互不认识;二、由慈善机构安排出售器官者获得补偿和医疗照顾;三、出售器官者日后需要时,可优先接受器官移植手术。

  在新加坡理工学院念旅游及度假胜地管理系的莎拉·大卫昨天在杨荣文到校园同300多名学生代表对话时拼命举手,终于在一个半小时的答问时间里得到了最后一个发问机会,原来她想问的是部长对器官买卖的个人看法。

  “我这么问是因为如果有一天我需要新的肾脏,既然有人愿意立刻卖给我,我才不要等上九年。”

  杨荣文回答时解释反对器官交易的人是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毁,但是人们也不能无视等不到肾脏的病人的痛楚。

  “这是一道很难决定的道德问题。”

  他指出,就算禁止器官交易,还是会有人偷偷进行黑市买卖。
  有些人卖肾之后可得到一大笔钱,使全家人得以摆脱贫困,但也有些人是在受到中间人威胁或剥削的情况下卖肾的。

  他认为,器官买卖不是不可以,但最好能满足以上三个条件。

  因为器官交易双方互不认识,售卖器官者被剥削、被勒索的情况就会大为减少,而由慈善机构出面协助安排售卖器官者接受补偿和医疗照顾,也能保障他们的利益。




世界器官移植学会致函许文远重申立场
世卫强烈反对器官交易
(2008-08-01)

● 陈颖佳


  我国探讨为器官捐献者提供金钱报偿,引起国际医学界关注。据了解,在全球推广器官移植、总部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器官移植学会(The Transplantation Society)致函卫生部长许文远,重申该学会与世界卫生组织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器官交易。

  世界器官移植学会医疗事务主任德尔莫尼克医生(Francis Delmonico)通过电邮答复本报询问时透露这个消息。

  也是哈佛大学外科教授的德尔莫尼克表示,推广遗体器官捐赠,并且照顾活体器官捐献者的利益,是应付器官短缺的途径。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为器官捐献者提供金钱报偿,或设立器官市场,都会减少人们自愿捐献器官的意愿。

  许文远上个星期在国会中提议,通过慈善和宗教团体向捐献者做出合理的金钱补偿,而他的言论获得国内和国际医学界的注意。

  德尔莫尼克并没有向本报透露信件的内容,仅表示学会向许文远提交了《世界卫生组织器官移植指导原则》、78个国家152名医生发表、谴责器官商品化和非法器官买卖的《伊斯坦布尔宣言》 ,以及医疗期刊《柳叶刀》对《伊斯坦布尔宣言》的评论。

  这三份文件都清楚列明国际医学界对器官交易的立场,以及阐述器官捐献者可以获得的补偿。

  世卫组织的器官移植指导原则就指出,器官应该在没有金钱回报的情况下捐献出来,因为买卖器官将“导致最贫穷和脆弱的团体被剥削,使自愿捐献受影响,导致牟利和人口贩卖。金钱交易也意味着一些人缺少尊严,只是被其他人利用的物品。”

  该指导原则也指出,可以转移给第三方、有金钱价值的“报偿”,其实和金钱交易没有差别。

世卫指导原则
说明合理补偿范围


  不过,世卫指导原则也表示,器官捐献者可获得合理的补偿,但只包括:移植手术的费用,以及补偿捐献者休养期间的收入损失。

  今年5月发表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对给予器官移植者金钱报偿的立场,与世卫组织一致。宣言表明,器官捐献者的补偿仅包括:与移植手术相关的医疗和心理检验费用、手术以及手术前后的费用(例如:电话费、住宿和手术期间的生活费)、手术后的医疗费用,以及移植手术相关的收入损失。

  本地知名肾脏科医生黎慧忠医生和国大医院的瓦萨拉教授(A.Vathsala)出席了器官移植学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峰会,并在宣言上署名。黎慧忠是涉嫌买肾的董伟双的主治医生。

  过去几年,许多欧美学者都提出,让政府为器官捐献者提供报偿,以鼓励更多人参与活体器官捐献的构想。答复本报询问的德尔莫尼克多次强烈反对这项建议。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多年来为美国制定全国移植政策的德尔莫尼克认为器官买卖是不可能受到管制的。

  史密斯学院人类学家乔乐蒙教授(Donald Joralemon)的观点和德尔莫尼克一致。

  乔乐蒙答复本报询问时指出,公众认为器官移植是一个拯救生命和符合医德的手术,因此同意自愿捐献。他认为,无论补偿金是由谁支付,只有贫穷的人才愿意承担风险,利用身体作为经济资产。这最终使器官移植制度成为剥削穷人的体制,并且破坏移植手术的名誉。

  乔乐蒙表示,他无法预测为器官捐献者提供金钱报偿的政策,是否会得到新加坡人的支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举动将使新加坡的国际声誉受到沉重的打击。”

  目前,伊朗是全球唯一一个器官买卖合法化的国家。器官捐献和移植由两个慈善组织协调,捐献者获得1200美元的补偿和免费医药保险。


买卖器官合法化?

站长的话
(2008-07-28)

  目前新加坡的器官移植,大部分是依靠死人或亲友捐献器官。买卖器官是非法的。但器官买卖应否合法化是全球日益关切的课题。去年3月底,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世界器官移植全球论坛,披露全球器官非法买卖(尤其是肾脏买卖)已非常猖獗,甚至有人在网上公开拍卖各种器官。由于世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严禁器官买卖,更导致器官的黑市买卖以及移植手术都转移到医疗设备落后的贫穷国家。而活体移植手术的捐献者,通常需要长期复健,但器官黑市买卖却使捐献器官者得不到足够的复健资源。有鉴于此,世卫组织计划在西班牙设立全球器官移植数据中心,并将为各国提供器官买卖的立法与监管咨询,希望借此使器官移植的供求透明化,遏制黑市买卖对穷人的剥削。



买卖器官合法化的利与弊
(2008-07-28)

● 李桂月


  患上肾病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患者不只要承受肉体上的折磨(一个星期三次洗肾的痛苦),还要担心昂贵的洗肾费用。唯有换肾才能获得重生。可是试问有谁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肾捐出来呢?即使是亲人,肯捐出肾的人也是少之又少。虽然政府鼓励人死后把肾捐出来,但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愿意这么做。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肾病患者要几时才能获得重生呢?

  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想也许通过金钱奖励才能让更多人“割让”他们的肾。许多有钱的肾病患者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愿意出高价去买适合自己的肾,即使他们知道买卖肾脏是非法的,有可能会被判坐牢和罚款,可是只要有一线生机,他们绝不放弃。

  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我认为让买卖肾脏合法化,也许会让更多的肾病患者和穷人受益。

  不过买卖肾脏一定要由政府控制,以确保大家的利益。政府可成立一个机构,专门负责进行买卖肾脏以及拟定买卖合约。在进行交易之前,这个机构也必须负责调查卖肾者的健康情况,以免他们把疾病传给买肾者。此外,他们也必须确定卖肾者是自愿卖肾的,而不是被强迫的。

  买卖肾脏一旦合法化,肾病患者获得重生的几率有可能会提高。那些急需要钱的人也多了一个门路筹钱,不必为了缺钱而铤而走险或自寻短见。穷人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也许也会走上卖肾这条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有了钱,至少家人不必再过苦日子。

  从另一方面看,买卖肾脏一旦合法化,也有可能会造成很多人不愿意捐肾。因为捐肾者以为肾病患不再需要他们了。

  如果人们不再捐肾,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鼓励人们捐肾还是有必要的,而且是非常需要的。为了鼓励人们捐器官,卫生部将会拟定一些方案,来保障器官捐献者的利益。

  每当看到洗肾者洗肾时的痛苦,使我更珍惜健康。唯有健康地活着,生命才有意义。为了健康,我们一定要放慢生活脚步,多做运动,注意饮食不让肾病找上我们。在经济能力的许可之下,我们也应该有钱出钱,为那些不幸的人出一点力。




买卖器官真能你情我愿吗?
(2008-07-28)

● 罗祖明


  器官买卖落实后,售器官者是真的自愿吗?我不认同。这有别于一般买卖。移植器官是有手术风险,有后遗症的。即使买卖双方签了自愿书,这个交易也未必是完全自愿的。其中包含了多少为环境情势所迫的无奈。

  买卖器官的双方非亲非故,出售者大多数是被逼的,只是逼人的不是买方,但买方确实是用金钱利诱出售者。不管逼人或是利诱,都是可能引发更多不幸事情的罪过。

  要是售器官者不幸死于手术台或后遗症,社会该视若无睹吗?我们的部长已经佐证了我的说法,“(通过金钱回报)从而改善捐献者和家人的生活情况”。

  可是,慈善机构存放着千万元储备金,怎么还会有国人需要靠卖器官过日?难道就没更完善的解决途径吗?

  不过我有一点感到欣慰的是,这个议题提出后,就发现周围有很多既了解情况、又有爱心的支持者。

  但愿这批有爱心人士能踊跃出售器官,以挽救器官等待者,想必收受者会衷心感激。如果善心人士能把捐肾所得的报酬捐出,就更功德无量,令人钦佩。

  说到底,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有必要买卖器官?

  难道等待者的家人不愿捐献器官,或是病人是孤苦伶仃的单身孤儿。

若家人不愿捐献,那就等死人的吧。若是不合适,那可好办,可学外国设立器官交换配对中心,扩大配对机率。本地人口少,大可与外国合作。



站长的话
(2008-07-29)

  据世界卫生组织去年统计,世界器官移植中,肾脏的供求最失衡,2005年有6万6000多人需要进行肾脏移植,但肾脏供应只有6000多个(约10%)。因此,在某些国家出现专门出售活体移植器官的“肾脏村”,似乎是势所必然,但也令人觉得惨绝人寰。但是,提出不妨考虑让器官买卖合法化的人士,并非站在患者角度,或是站在有钱人角度去践踏穷患者和穷捐献者。因为无论器官是否买来的,捐献一方也需要妥善的手术后护理。让器官的供应涉及公开的金钱交易,或者更能确保卖方获得适当术后护理,也更能确保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不会被诱迫捐献器官。同时,在遏制了器官买卖的黑市交易后,反而可能令不富有的患者也能以较合理价格寻求到合适捐献者。



肾脏合法买卖并无不妥 
(2008-07-29)

● 吴丽娟


  我觉得一个有经济能力,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肾脏病患,向一个急需金钱救济的穷人购买肾脏,并无不妥。

  这一方面能大大的缩短了那些既无能力购买,却又急需换肾来活命的肾脏病人漫长的等候时间,挽救了一个可能会因贫困而走上绝路的生命,又能使这个有作为的富人活了下来,继续为社会作出重大的贡献。

  不过这事牵涉面广,问题复杂,必须以极严谨的态度处理,以免沦为非法牟利的勾当。




独肾对健康反而更好? 
(2008-07-29)

● 刘特静


  近来大家都很关心“肾”而热烈的讨论“肾”的问题,

  我本身在50岁时(1975年)因健康变化到处求医,包括本地的医生及美国的医院,结果找不到病因,最终到中央医院由何国栋医生发现是“肾癌”。于是留院将病肾切除,至今历33年(我现年83岁)。在过去的日子里,独肾並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痛苦或不便,一切生活如常。举凡食物,行动,起居,睡眠一切与双肾人没有分别,也可能是因为我是好动的,我直到现在还自己一早开车上班,打保龄球,乒乓球等运动。除商业外,参加社会及社团活动,社交,旅游等,进而还到海外创业,一点不受独肾的影响。

  所以,如果你有意或必须捐出一肾,根据我的经验,请你放心,绝对安全,无须顾虑到“独肾”对生活会造成任何不良的影响。我甚至常开玩笑地说:两肾互相依赖,一肾独当一面,对健康反而更好!



肾脏买卖合法化对穷人也有利 
(2008-07-29)

● 梁启留


  拜读7月16日交流站赖玉贞女士的投函:“反对肾脏买卖”阅后有所感触,不禁要说几句话。

  “穷”当然不是什么罪过。但在一些落后贫穷国家,穷困潦倒的民众,被迫得不惜牺牲健康、并且以身试法,出卖自己的肾脏、肝脏或其他器官,这种黑市器官买卖的交易,在世界好多个发展中国家已是屡见不鲜,令人觉得惨不忍睹。

  我认为,与其让器官移植沦为非法地下交易,而受到不法人士操纵,倒不如让肾脏(或其他器官)买卖合法化。我所持的理由如下:

  一、合法化的器官交易程序,更能保护卖者在没有诱迫的条件下,出售器官。双方自愿买卖,这并没有抵触道德规范。

  二、与其让患病者漫长地等待死人器官或亲友捐献,往往等不到而坐以待毙,倒不如让卖者以议定的金钱代价,割让器官,让患者重获新生,捐献者的生活获得改善,结果各得其所。

  三、若反对器官买卖者,持人道主义精神反对双方交易,试问谁能为卖者解决经济困难问题,谁能使患者重获新生。

  四、“肾脏(或器官)买卖合法化”并不完全为有钱人所设,因为合法化的结果,反而会有市场公价,虽然表面上主要为有钱人省钱,但也应会让售卖器官者直接拿到全部的代价,而不必受到黑市买卖操盘者的盘剥。

  五、捐肾脏者在捐肾脏之前,必须做详细健康检查,必须以生命安全为先决条件。而如果不能杜绝黑市器官买卖,穷人出卖器官,没有事前检查;而且移植手术可能在设备落后的诊所进行,很可能赔上自己的一条命。

  六、别的器官不说,捐肾脏卖者捐肾后,一般上生命不受威胁,至于是否有后遗症之麻烦,相信在器官合法化之前就可以收集更多数据,来证实捐肾者的健康或寿命是否受到影响。

应允许器官买卖吗?




应该允许供移植的器官买卖吗?

(2008-07-22)

● 贝克尔


  美国在2000年大概有5万人等候接受肾脏移植,但进行的肾脏移植手术却只有1万5000宗。这意味着等候名单上的病患,平均要等上几乎4年,才能够获得肾脏移植。此外,肝脏需求和供应之间的累积差距超过1万,也就是说病患要平均等上好几年才能接受移植。

  2000年,在等候肾脏移植期间死去的美国人几乎有3000人。在等候肝脏移植期间死去的病患,则大约是上述数目的一半。

  在其他国家,许多人也在等候器官移植时死去。其中,一些人也会因为其他原因而去世,但毫无疑问的,很多是因为无法及时更换损坏的器官而过早失去生命。

  如果无私的奉献可以发挥足够的效力,器官的供应应该能够满足需求,也就没有必要改变目前的体制。但在任何进行相当数目器官移植的国家,情况都并非如此。人均器官捐献虽然已经有所增加,但需求却增加得更快。因此,在许多国家,尽管政府恳求和通过其他途径尝试鼓励更多人捐献器官,等候器官移植的人龙还是越来越长。

  近年来,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步骤来改善器官的分配,比如让可以获益最大的人享有优先权。这些措施虽然有所帮助,但却不能阻止人龙的增加,或防止很多人在等候移植期间去世。一些国家实行“自动参与”(opt out)的做法,也就是说,除非在生前有其他指示,在死后器官便可以用来进行遗体移植。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学者盖伊(Sebastien Gay)的一项研究显示,“自动参与”可以比美国和其他国家所实行的“自由选择参与”(opt in)制度获得更多的器官,但却不能消除等候器官移植的人龙。

平衡供应和需求

  对一名经济学家来说,器官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还有几乎其他所有国家,都禁止器官买卖。根据目前的法律,人们在死后捐献器官(或者在活着的时候捐献肾脏和肝脏),完全是出于无私的奉献和类似的动机。事实上,所有活体肾脏和肝脏移植,都是由一名家人移植给另一名家人。以活体肝脏移植来说,需要的只是捐献者的一部分肝脏,它会在获得捐献者的体内逐渐生长,捐献者的剩余肝脏也会重新生长。

  如果法律被更改,允许器官买卖,一些人会为了金钱上的利益捐献器官,器官的供应也因此会增加。在一个自由市场,移植器官的价格会维持在排除对每种器官的多余需求后的水平。

  水牛城大学的学者伊莱雅斯(Julio Elias)和我估计,活体肾脏移植的市价大约会是1万5000美元,肝脏则大约是3万5000美元。然而,我们知道这些数字有太多局限,我们不能有信心地说,它们接近供需等同的平衡价格——它们可能过高或过低。
  但即使我们的估计只是真正平衡价格的一半,对移植的总费用的影响也不大。因为在美国,目前活体肾脏移植的费用是大约10万美元,肝脏移植则是17万5000美元。

  一个器官买卖市场会大大的制约黑市。在目前的黑市,一些需要器官的人,买了器官并在像土耳其这些对买卖器官的执法行动不够严厉的较贫穷国家进行移植手术。因为这些国家的医生和医院的素质远比发展国家低,所以经常大大减低所使用器官的素质,以及器官与接受移植者器官类型的配对。

批评者的反应

  尽管有这些强有力的理由支持允许器官买卖市场,我并不认为这样的市场会很快的出现,因为反对的力量非常强烈。一些批评者简单的认为市场把人体“商品化”,是不道德的。比较有看法的,认为允许器官买卖,可能反而会减少可以用来进行移植的器官的总数目,因为自愿捐献的器官减少的幅度,可能大于为了报酬而出售的器官的数目。

  出现这种情况的机会却微乎其微,因为可以使用的器官,只有极少数用在移植手术上。对死后器官供移植的人,或者在活着时提供肾脏和肝脏的人,予以补偿,将扩大潜在的器官市场。

  另外一些批评者同意,允许器官买卖对器官的总供应会有巨大和正面的影响。他们反对市场是因为相信为了报酬而增加的器官供应,主要会来自穷人。也就是说,他们相信穷人会受诱把器官卖给中产和富有阶级。如果穷人生前答应在死后捐献器官,报酬由父母或者孩子获得,大概便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如果出售一颗肾脏供活体移植的主要是穷人,反对的声浪便会很大。

  然而,剥夺了贫穷的捐献者的这个选择,他们就会过得更好吗?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设定收入低于某个水平的人,可以提供的器官的“数额”。但这样做会改善穷人的福利吗?

  更何况,在一个自由市场里,我们并不能咬定主要的器官供应会来自穷人。许多供活体移植的肝脏或者肾脏,还是更有可能来自亲戚。此外,如果报酬能归孩子、父母和其他亲戚,很多中产阶级将会愿意在死后售卖器官。

  这不是一个完全适当的比较:有人曾预测一支自愿军队必将主要由穷人组成,结果证明是错的。许多穷人并没有受过军训或具备其他资格,让他们可以被军队接受。同样的,因为使用药品和其他疾病所造成的损坏,美国许多穷人的器官并不会被市场接受。

  另外一个反对的理由是,人们会因为有人要他们的器官而被绑架,极权国家会出售监狱犯人的器官。这的确会发生,但却不太可能会大规模的发生,因为在大多数时候,确定出售器官的来源并不是太困难的事。
  还有一个针对商业市场的批评,即人们会因为短期的经济困难,一时冲动出售器官,过后才反悔。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会有多严重。如果我们在某人同意出售器官和器官供移植之间,提供一个月或者更长的等候时间,应该可以大大减少这种情况。在这段期间,他们可以改变决定。

  许多反对器官买卖的理由,间接来自1970年代初,一本影响力巨大、由英国社会学家蒂特莫斯(Richard Titmuss)著作的书《礼物关系:从人血到社会政策》(The Gift Relationship:From Human Blood to Social Policy)。作者反对允许卖血供输血用途,并比较了不允许买血的英国制度和允许买血的美国制度。

  然而,蒂特莫斯根本忽视美国的人均血供应比英国高的事实,只是集中在血的素质问题。在美国,相当多的血来自患有肝炎和其他检验不出来的疾病的人士,在英国的制度下所获得的血则一般比较健康。在缺乏有效的检验技术的情况下,(在那个时候)关闭市场可能是改善血的素质的有效方法。

  但情况现在已经完全不同,我们已经拥有高度有效的方法,可以确定血是否被各类肝炎、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感染。有了目前的检验技术,一个市场可以提供更多的血,如果时时谨慎检查,血的素质也可以维持在高水平。

  我的结论是:器官市场,是让器官损坏的人在比现有的制度下,更快地获得器官移植的最好方法。考虑到因为经济报酬而增加的供应可以救活的许多生命,我不觉得反对买卖器官的理由具有说服力。

·原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刊物Capital Ideas,作者Gary Becker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叶琦保译。

器官交易合法化的疑虑



器官交易合法化的疑虑

(2008-07-23)

  应该让可供移植的器官,以买卖方式获得吗?过去21年来,国会曾长期为这个尖锐的课题展开辩论,但答案是否定的。现有的《人体器官移植法令》,明文规定人体器官买卖属于犯法。
  反对的理由主要在道德上:人体器官只能由施者捐献给患病的人,不该成为商品。一旦器官交易合法化,“买卖”的渠道也有被不良分子或集团操纵的危险,受害的将是贫苦的弱势群体。

  认为应该合法化的论点则认为,这一来病患可以通过光明正大的途径买到器官,在本地先进的医疗设备下动手术,而不至于被逼到国外去进行暗中的买卖或移植。

  这是个两难的矛盾。最近本地揭发了首起非法肾脏交易案,引起了相当的震撼,争议也扩大到社会的层面来。针对器官交易是否应合法化的课题,前天的国会展开热烈辩论。

  当然,道德的底线则仍旧是人同此心的。但目前这场辩论,除了道德的坚持外,议论的焦点也显然已聚焦到实际的问题上:怎样才能提升可移植器官的供应,缩短病患的等候期,让他们早日脱离苦海?据统计,以肾脏移植手术来说,目前本地的器官捐献可以满足50%病患的需求,卫生部在想方设法让这个比例提高。

  如果根据国会辩论中提及,昨天由本报言论版译刊的一篇专家文章来看,“器官交易合法化”的好处,是相当能够言之成理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 Becker),他所持的理由是,通过经济报酬而增加器官的供应,可以救活许多生命。然而,贝克尔的推理无疑只集中在经济课题,尤其是经济心理和经济行为上面。在实际的运作上到底有多大的可行性,这是没有得到验证的。

  当今世界上,唯一让器官买卖合法化的国家是伊朗。合法化之后,伊朗可移植的器官供应有所增加吗?伊朗的器官移植率,为什么仍然不如挪威和西班牙?而为什么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不让器官交易合法化?这些疑问,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卫生部长许文远曾一再强调,即使买卖器官合法化,能进行移植的器官会增加或减少,还是个未知数。因此许文远在国会中指出,买卖器官是否应该合法,并不会在短期内作出定论。他认为,目前这个阶段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提高在《人体器官移植法令》下的器官捐献。

  在目前合法的渠道下,可供移植器官的来源有两方面,即遗体捐献和活人捐献。卫生部长提出了双管齐下的建议:一是取消遗体捐献60岁的年龄顶限;一是设立活体器官捐献者注册处,让更多同意捐献器官者和需要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人配对。他说,他将向国会提呈动议修改有关法令。

  所谓一鸟在手,好过在树丛中纷飞的两鸟。专注于修订现时的器官捐献法令,相信还是比较实际可行的做法。从过去三年的数据看来,新加坡人在本地接受器官移植手术,63%的肾脏、64%的肝脏和100%的眼角膜移植手术,都来自遗体捐献。下个月,当法令扩大涵盖马来族群后,器官移植率相信会进一步提升。

  在活体器官捐献方面,一些受访肾脏病人、宗教团体和慈善团体负责人,都认为不妨考虑给器官捐献者和他们的家人提供物质或金钱上的报偿,以鼓励更多的捐献。事实上,即使是这方面的考量,引起的疑虑也不少,是须要从长计议的。首先,“报偿”与“交易”或“买卖”,如何在本质上加以区别?而“报偿”的方式应该是怎样的,由谁去主持和管理?这些问题,都值得政府和社会大众仔细斟酌。

器官捐献课题



许文远:要制定完善政策 我国将保障器官捐献者利益

(2008-07-23)


● 陈颖佳


  卫生部长许文远说,我国要制定一套完善的政策,确保器官捐献者的利益获得保障,成为第一个全面照顾器官捐献者的国家。

应为捐献者设注册处

了解健康和财务情况


  他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有系统地监察器官捐献者的情况,不知道这些捐献者捐出器官之后,过着什么生活。我们应该为捐献者设立一个注册处,了解他们的健康和财务情况。”

  许文远前天在国会上透露卫生部考虑设立活体器官捐献者注册处,为同意在世时捐献器官者和需要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人配对。昨天他进一步说明,卫生部也可通过该注册处,密切了解捐献者的健康情况。 

  谈到活体器官捐献注册处将提供哪方面的照顾时,许文远指出,当局将关注捐献者的健康和就业情况,以及他们是否被雇主歧视,或在购买医药保险时面对任何困难。

  他也表示,可成立慈善团体协助照顾捐献者的需要。

  许文远前天在国会首次提出器官交易合法化的构思,提议通过慈善和宗教团体向捐献者做出合理的金钱补偿,借由第三方推广无私的器官捐献精神。

  他昨天受访时表示,虽然捐献器官者得到补偿的详情尚未出炉,但他希望国人能给予捐献者最大的支持。

  他说:“我希望国人提供义务服务,或给予捐款,协助器官捐献者,让慈善机构能决定如何妥善地使用资源,让捐献者和他们的家属获得最大的利益。”
  许文远相信,政府在逼自己探讨非传统的解决方案,寻找一个合理的方法,让非亲属肾脏捐献者在不违反道德的情况下获得合理的报酬,从而“改善捐献者和家人的生活情况”。

  他也希望国人不要把给予捐献者的金钱补偿,看成纯粹的金钱交易,不应该把焦点放在“一个肾脏值多少钱”这个问题上。

  许文远重申,在人体器官移植法令下的遗体捐献和活人捐献,仍然是肾脏移植手术的主要器官来源。

  过去三年,本地共有228名新加坡人接受肾脏移植,其中63%的肾脏来自遗体捐献。同期,本地共进行了33起肝脏和271个眼角膜移植手术,分别有64%和100%由死者捐献。

  许文远再度以西班牙的器官捐献情况为例子,希望新加坡人学习西班牙人愿意捐献器官的精神。他说:“西班牙朋友告诉我,如果一名死者的器官能拯救几个生命,挽救生命的希望多少能抵销生命结束的哀伤,往生者的在天之灵认同这样的做法。”

  许文远昨早出席杜克—国大医学研究生院(Duke-NUS GMS)的盖顶仪式时,接受媒体的访问。

  杜克—国大医学研究生院为兴建的医学院大楼举行盖顶仪式,并将医学院的大楼正式命名为邱德拔大楼,感激邱德拔基金的8000万元捐款。

  出席仪式者还包括国立研究基金会主席陈庆炎博士和已故邱德拔的女儿邱美玉等人。

  拥有2万4000平方公尺总建筑楼面的邱德拔大楼预计明年中完工,可容纳500名研究员、学生和教职员。



余福金:不应对买肾者骤下价值判断

(2008-07-23)


● 林慧慧


  NKF主席余福金认为,人们不应该急于对愿意出钱买器官的肾脏衰竭病人做出价值判断,因为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无法明白病人为求生而不顾一切买肾的决定。

  NKF专门照顾因肾脏衰竭而必须依靠洗肾过活的病人。余福金说,不少肾脏病人前天获知卫生部将取消遗体捐献者的60岁上限,以扩大器官来源的消息后,都抱持乐观态度,希望这项法令能尽快修订,让他们有机会获得肾脏捐献。

  余福金说,虽然NKF提供的是洗肾服务,但是他们也希望病人能尽快接受移植手术,摆脱洗肾的日子,而且最好是能获得活人器官捐献,因为这有助改善病人的生活素质。

  余福金也是活跃乐龄理事会主席,他昨天在主持活跃乐龄节活动的记者会后受访时,针对目前人们热烈讨论的器官买卖课题提出他的看法。

  虽然舆论普遍认为出售器官的做法不应该获得鼓励,但是余福金认为,要是捐献者不是受到威迫,他应该有权行使出售自己器官的自由。

  “从自由选择的观点来看,要是我是心甘情愿出售我的其中一个肾脏,我这么做错了吗?我算是一个恶人吗?人们凭什么对我做出审判?”

  余福金认为:“要是一个人行使他的自由决定(出售器官),你可以说他爱钱如命,但这不应该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除非亲身体会

你无法了解病人痛苦


  他认为,重点是交易过程中是否涉及威迫、唆使的行为,尤其当里头涉及一个中间人,问题就更复杂。余福金认为,要是能把中间人抽掉,就能消除很多问题。
  同样的,余福金也认为人们不应该宣判那些出钱购买肾脏的病人不对。“除非你亲身体会肾脏衰竭、穷途末路的困境,否则你根本无法了解病人经历的那种痛苦。说到底,每个人都要凭良心过日子,要是你跟一个明显被迫出售肾脏的人买肾脏,我想你接受了移植后一辈子也会感到良心不安。”

  余福金说,卫生部设立活人器官捐献注册处是一项值得鼓励的计划,不过相信当局需要展开更多的公众教育计划,才能说服更多人主动捐献器官。

  他说,公众必须了解两大重点:有两个肾脏的人不一定比只有一个肾脏的人健康,而只有一个肾脏的人同样可以过健康生活。他认为,要是公众能了解和接受这两个信息,或许会有更多人愿意捐献器官。




交易关系

(2008-07-27)


● 吴新慧


  华人世界里,无一不知道关系的重要,在中国,关系更经常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相信有它就能一疏就通。这文化特性,不久前首次被正式地与成本划上等号,并誓言一定会想办法降低企业的“人际关系成本”。说这话的,是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国前商务部长、现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薄熙来是在7月18日的2008中国(重庆)民营经济发展论坛上,向中国各地民营企业家保证,会设法帮助他们降低在重庆发展的“人际关系成本”,消除外地企业在这方面的顾虑。他形容:“外地企业到重庆投资,不怕手续麻烦,却特别担心当地的潜规则,最怕‘不花钱不办事,花了钱乱办事'。担心重庆讲人情、讲关系;担心不认识人,会受排挤。 ”

  关系的建立与经营需要用心也要有法,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金钱买关系。器官交易如果合法化,这样的买卖关系是否也会有“不花钱不办事,花了钱乱办事”的后遗症?以清廉及讲法又讲理见称的新加坡,一旦允许器官交易,肯定会想办法减少这样的后遗症,而事实上,政府如果改变初衷,决定设立机制来允许器官交易合法化,一个能据理力争的因素,相信是正是为破除目前器官黑市交易所产生的花了钱还乱办事的恶性循环:贫困的捐献者被剥削,捐献后没有得到很好的护理而发病;接受器官移植者从黑市买来的器官因为没有品质保证,同样得面对许多健康上及法律上的手尾等等。

  新加坡和许多国家一样,至今仍禁止买卖器官,也有法律来捍卫这道德规范。卫生部长许文远最近在几个公开场合上对记者的讲话,却显示政府已改变持久坚硬立场,正在重新审视器官交易是否应合法化的问题。而很多人都会觉得,凡是政府一提及“探讨”的东西,十之八九是有关政策或措施已准备实行或作U转,只是怎么实行和恰当时机罢了。

  一些从不缺创意的政治冷笑话已开始出现,例如新加坡允许器官交易后,外籍女佣及外劳将大大减少甚至是紧缺,只因卖器官的报酬,肯定远比到新加坡打工划算及更能解决家里的贫困问题,何况许文远已表示当局将探讨有效机制保障器官捐献者的利益,防止贫困者被剥削。

  笑话归笑话,它反映的是任何政策出台,都可能产生各种行为及反应,决策者在对有关行为作出各种计算及考量后,尽管最终得出的是一个净利的效果,并不等于其他副作用或代价就会抵消,怎么敏感和细心处理,同样必须费心费力。已有不少人质疑,为何捐献器官供不应求的问题,得在诗家董执行主席董伟双涉及非法器官买卖的事件曝光后,当局才重新审视有关政策?就算这样的质疑是一种误解或偏见,它反映的是人们对社会如何对待强势与弱势群体的利益的关注。

  必须注意的是,一些经济学者已预测,全球每年约有7000万人加入中产阶级群体。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迅速扩大的全球中产阶级,是由中国和印度引领,“但即使没有中国和印度的数据,中产阶级的数量也会以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增加。在亚洲其他许多地区、中东欧、中东和拉美,中产阶级居民将以百万计的数量增加。”

  新加坡的医疗及卫生条件享誉世界,当新加坡成为全球少数器官交易合法化的国家时,新加坡将更乐意成为器官交易的枢纽,还是更知道要照顾等待器官移植的国人,而同样需要器官移植的穷人又得排到几时?

  可以预见,当局接下来将花许多心思探讨如何以“非传统的解决方案”,缓解器官捐献供不应求的老问题,这是个需要时间及需要广泛征询各方对器官交易看法的过程。重要的是,政府和舆论在这个过程中要释放出怎样的信息和价值观,它们对家庭、下一代及新加坡的社会建设会有怎样的影响?如果我们的社会仍相信无私的器官捐献是我们应追求的,器官交易只是不得已的选择,那有关当局及我们的社会接下来也应付出精力,探讨各种能有助促进人们乐意捐献的方案,特别是如何让家庭成员更积极捐献,帮助需要器官移植的亲人。目前导致人们不愿意捐献的障碍是什么?我们是否能以开发新生水的毅力和创意,找出激励人们更积极无私捐献器官的方案?

  人无疑是经济动物,金钱和任何方式的经济利益无疑可以较快解决许多老问题。坊间的另一冷笑话是,政府近年都可以为经济因素改变立场,允许建赌场、办F1大赛车,还有什么立场是不能U转的,允许用经济手法来缓解器官不够用,肯定只是迟早问题。

  解决问题的确不能死脑筋,但如果一切改变都因经济考虑,解决方案也倾向以金钱、价格或其他经济方式主导来省时和提高效率,新加坡的功利主义指数肯定步步高,而政府及社会将来要担忧的,不再是器官不够用,而是良心、爱心严重不足。而一个个精打细算出来的人际关系,成本也是很高的。

(作者是本报采访组副主任)





2008年6月27日星期五

节约资源以挽救增长(2008-06-25)



节约资源以挽救增长
(2008-06-25)


● 萨克斯

  协调全球经济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全球能源、粮食、土地和水供所面对的越来越大的的局限,是这个时代的重大课题。

  需求的增加凸显了有限的全球供应,使商品价格在全球暴涨,受影响的不仅是粮食和能源等主要商品,还包括金属、耕地、淡水以及其他对增长至关重要的资源。

  在油价每桶135美元,和去年以来谷物价格翻番的压力下,全球经济已经放缓。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增长策略,来维持全球经济发展。基本问题是,全球经济体现在如此庞大,正触及以前从未触及的界限。

  全球有67亿人口,并继续以每年750万人的速度增长,增长主要集中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按照世界不同地区的价格水平调整后,个人年产出(annual output per person)大约是1万美元,这意味着总产量大约为67万亿美元。

  当然,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有巨大差距。富裕国家每人大约是4万美元,最贫穷国家每人是1000美元或更少。但许多贫穷国家,中国和印度是最佳的例子,通过利用尖端的科技,在近几年取得巨大的经济增长。结果,全球经济在最近几年以大约每年5%的速度增长。

  如果这一势头持续,全球经济规模将在14年内翻番。

  然而,只有在增长所需要的关键资源供应充足,而且人为的气候变化得到缓和,这样的情况才有可能出现。

  如果关键资源的供应受到的局限或气候变得不稳定,价格便会急剧上升,工业生产和消费者开支将会下降,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放缓,甚至急剧地放缓。

低成本开采加速资源的枯竭

  许多自由市场理论家嘲笑自然资源的局限,会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显著放慢的观点。他们说对“资源枯竭”的担心,特别是粮食和能源,已经伴随我们200年了,但我们从来没有屈服。的确,总产量的增长一直比人口的增长快得多。

  这个观点在某些方面是对的。过去,尽管有严峻的资源局限,技术的进步却使全球经济能够持续增长。但是,过于简单的自由市场乐观主义却是不合时宜的。原因至少有四个。

  首先,历史已经证明资源的局限可以阻碍全球经济增长。能源价格在1973年飙升后,全球年增长从1960年至1973年间的大约5%,下滑到1973年至1989年间的约3%。

  其次,全球经济比过去大很多,因此对关键商品和能源的需求也比过去大很多。

  第三,我们已经用完了曾经拥有的许多低成本选择。低成本的石油很快将被耗尽。地面水源也是如此。此外,土地也日益不足。

  最后,科技过去所取得的进步,并没有帮助我们保存自然资源。相反的,它使人类能够以较低的总成本开采和使用这些资源,从而加速了资源的枯竭。

须确保新能源不会更昂贵

  展望未来,世界经济需要引进保存能源、水和土地,或者可以让我们以比现在更低的成本使用新型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和风能)的替代技术。我们已经拥有许多这样的技术,也可以开发更好的技术。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替代技术一般比现在所使用的消耗资源的技术更昂贵。

  例如,用滴水灌溉法来取代传统的灌溉方法,可以显著地降低用水量。滴水灌溉法通过一连串的管子,将水直接送达每一株植物的同时,也能保存或提高庄稼产量。然而,滴水灌溉法所需要的投资,通常比不如它有效的灌溉方法更多。

  贫穷的农民可能没钱投资。如果水是直接从公开的来源获得,或者得到政府的补贴,他们也没有这样做的诱因。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投入更多,就有可能提高农田产量、减少给建筑物提供暖气或者冷气所需要的能源、让汽车取得更高的燃油效率等等。投入研究及开发的新投资,可以更进一步改进技术。

  然而,因为市场没有给予正确的奖励,各国政府也还没进行充分的合作以发展及推广新节能技术的使用,在这方面的投资还没有达到足够的规模。

  如果我们继续现在的做法——让市场决定命运、让政府相互竞争有限的石油和粮食——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在资源的局限的压力下放慢。然而,如果世界各国在研究、开发、示范和传播节能技术和再生能源上进行合作,我们将可以继续取得快速的经济增长。

  现在正在进行的气候变化谈判可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富裕国家应承诺资助一个庞大的技术开发计划——可再生能源、燃料效率高的汽车、以及绿色建筑物——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的计划。

  这一承诺也可以给贫穷国家至关重要的信心,使他们相信控制气候变化不会成为长期经济发展的障碍。

·作者Jeffrey Sachs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地球研究所负责人

原题:Saving Resources to Save Growth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08年





从水政治到水政策(2008-06-27)



从水政治到水政策
(2008-06-27)

  虽然夫人病危,但内阁资政李光耀前天晚上仍然如期出席了水资源奖颁奖礼,并同现场上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商界领袖和水务机构代表进行了对话,足见他对这个课题和首届国际水资源周活动的重视。而就在这个对话会上,李资政也向世界作出了新加坡的一个庄严的承诺,新加坡将和其他国家分享水资源管理知识。

  正如李资政所说的,新加坡曾经历过两次生死攸关的事件,因此才被迫从困境中找寻生路,从而也“迫”出了新加坡的水政策。这两件事的历史教训,都是新加坡人应该永远铭记在心的。其一就是1942年日本人的入侵。当时,日军炸毁了柔佛和新加坡之间的输水管,顿使在新加坡驻守的英军陷入困境。其二,是新马分家的时候,当时的马来西亚首相东姑恫言要切断新加坡的水供。

  措手不及的英军拱手把新加坡交给了日军,新加坡因此沦陷三年半。但独立后的新加坡却咬紧牙关,决心不做马国的卫星国,因而也有了一个专心致志的追寻,追寻水的自给自足,以免受制于人。对第一代政治领袖而言,这应该是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好不容易,新加坡终于如愿以偿,借助薄膜科技和海水淡化技术的突破,实现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迎来了淡化海水,也迎来了新生水。

  我国这段由水政治演绎出来的水的历史和水的教训,是每个年轻一代新加坡人都须铭记在心的。它提醒国人,新加坡的生存与繁荣得来不易,而我们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有永不言败、奋斗到底的精神。这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水的教育,不单只是参观新生水厂和尝试新生水的味道那么简单,了解历史更加重要。

  由于有了这段逆境突围、绝处求生的经验,新加坡对许多面对水资源短缺和困境的国家,因此颇能感同身受,也因此要毫不保留地与他国分享经验和技术,共同解决水的问题。在目前原油价格节节上升之际,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燃油身上,殊不知,水是一个更加重要的课题。

  没有能源,人也许会很难活,但没有水却肯定活不了。据估计,现在全世界有多达11亿人面对食水供应的问题。英国的国际发展部长甚至警告,如果人们现在不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克服国际性的水资源短缺和卫生的问题,水的问题将可能恶化并演变成冲突,甚至爆发水战争。

  地球气候变暖,各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都相继走上快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道路,在在都凸显了水资源短缺的问题。面对问题的各国本身固然必须及时谋求对策,国际社会确实也有必要赶快正视这个问题,并通过更加密切的国际合作,为全人类解决这个活命水的难题。此时此刻,已经累积了丰富的水资源管理经验和掌握先进薄膜技术的新加坡,正好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对这个世界性课题做出贡献。

  基此,新加坡的水政策的发展显然也已迈入一个新的里程,这包括发展成为一个全球的水枢纽,与他国分享经验与技术,协助有需要的城市和地区克服食水短缺的问题,以及进行研究、投资开拓水资源产业的合作等等。这方面的前景是无限的,而被喻为“蓝金”的水资源产业发展才刚刚开始,商机也是无限的。


2008年6月24日星期二

狮城绿洲(2008-06-24)



狮城绿洲
(2008-06-24)


● 汤姆·科克雷姆(Tom Cockrem)

  新加坡当然不缺公园和花园。没想到的是,在双溪布洛湿地、拉柏多公园和麦里芝蓄水池等公共场所,也有许多真正的热带雨林。事实上,我在新加坡的最后两天所看到的,几乎是一片翠绿。

  这里的900多种胡姬花和超过2000混种杂交胡姬品种,也让人心旷神怡。除了供人们观赏,胡姬花也在市场上出售。

  主要的商业中心是在新加坡北部的万里胡姬花园。最令人注目的是卓锦万黛兰,它是埃格尼斯卓锦(Agnes Joaquim)于19世纪发现的新杂交品种,并已成了新加坡的国花。

  万里胡姬花园以种类繁多取胜。在1995成立,位于植物园内的国家胡姬园内所展示的,则可以说完全是艺术品。园内最具代表性的是“陈温祥雾室”。

  整个植物园占地52公顷,园里有3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装饰湖。它一直深受爱好大自然的新加坡人的喜爱,每天清晨都吸引了许多人前来跑步或者打太极。植物园也是核定来自世界各地许多新植物品种的地方。

  圣淘沙是吸引游客常来新加坡的主要景点。它有专为孩童而设的主题公园、一个一流的海底世界水族馆、和许多可供探索的热带雨林。

  一名德士司机告诉我,新加坡人不常到公园。我想他们根本不用这样做,他们的周围就是个公园。

  在双溪布洛湿地步行时,原始的感受和眼里看的白鹭、绿鹭、白胸秧鸡、和粉颈绿鸠等鸟类,会让你误以为身在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保护区里也有许多巨蜥、弹塗鱼、和蟹等红树林里长见的生物。

  乡村式的生活也没有完全在新加坡消失,在乌敏岛便可以体会得到。许多人到这里骑脚踏车或者远足,但岛上最主要的特色是它的森林。森林虽然不真正是原始的,面积却很大,在里头栖息的鸟类有145种。

  新加坡可以名正言顺的说自己是“绿化”的。这个过程由政府在1967年开始推行,用来兴建公园的土地,后来也从700增加到4000公顷。新加坡要创造一个真正的“花园城市”的目标完全实现了。

  每条主要高速公路旁,都可以看到凤凰木、雨树和红木等排列成行。即使是繁忙的街道也被“绿化”。乌节路逛街购物的人潮,也有巨大的青龙木为他们遮阳。

  我本来打算用在新加坡的3天时间,走完所有的“绿地”,后来发觉可能需要一整个星期的时间。武吉知马自然保护区、大巴窑公园和三巴旺公园都是我还没有去的地方。

  大约200年前,新加坡还完全被森林覆盖。现在的“狮城”在当时是老虎的栖息地。老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它们的栖息地依然存在。看到新加坡的森林顽强的生存下去,并出乎意料地同人们的生活空间一起扩大,真让人感到欣慰。


·原载文莱英文报章《婆罗洲公报》(Borneo Bulletin),叶琦保摘译。

2008年6月9日星期一

新加坡环保不能落后(2008-06-04)



新加坡环保不能落后

(2008-06-04)


● 蔡顺庆

  6月1日是中国的儿童节,也是禁塑令全面实施的第一天,那天我刚好在广州,亲身体验了中国的民众是怎样为了环保做出自己生活方式上的调整。禁塑令是中国政府为了环保而宣布在全国范围内不再免费分发薄塑料袋,需要的话要有偿购买,从今年1月的时候提出,到6月1日正式实施。

  当天早上去买面包时,面包店的小姑娘就提醒我,“先生,今天开始我们不再免费发放塑料袋了,如果您需要,可以以两毛钱(新币四分)购买”。因为面包本身已有包装袋,我就顺手拿着离开了。出门时,小姑娘还对我说,“先生慢走,多谢支持环保”。

  中午去超市买东西,进门也是一个大大的告示牌,“支持环保!本店从即日起不再免费提供塑料袋,请顾客自备或以5元购买环保袋”。我本身已养成了带环保袋的习惯,在结账时,看看其他顾客,大多数也已经自备袋子,连久违的藤制菜篮也出现了。有少数没有带的人,也都主动购买环保袋而不是强行索取塑料袋。

  到了晚上,我特意又去超市看看,顺便问了问收银员,顾客对禁塑令的看法。回答是大家都很支持,基本上她一天只用了几十个塑料袋。以前平常每天要用300个以上了。

  中国这么大,国情复杂,禁止使用塑料袋这样一个影响几乎每个人的生活的重大决定,竟然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可以有效的被实施,反而新加坡在这个问题上却拖拖拉拉,一直无法出台禁止使用或者有偿使用塑料袋的规定,唯一一个自备购物袋日,也没有好好推广以及扩大范围,我们在环保上落后了。

  写完这些,正好看到早报上一篇报道说,“从每月一天扩大至每周一天每逢星期三定为‘自备购物袋日’”。这本来是件好事,有人却认为,增加“自备购物袋日”会给他们带来不便。

  平心而论,这是相当自私的想法,凡事只想到自己的方便。现在的环保袋设计相当多样化,我平时带的,折叠之后,不过一包纸巾大小,打开后却足以放下两个平价合作社的塑料袋的内容。既然有人“平时出门只带钱包”,就不能出门也顺手带个小而薄的环保袋?我实在想不出,除了自私,还有什么理由拒绝随身带个环保袋。

  希望新加坡在环保的课题上,也不要辜负了我们做为发达国家的责任,奋起直追。

限塑令与环保习惯(2008-06-04)




限塑令与环保习惯

(2008-06-04)

● 吴韦材

  从6月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限塑令”。购物场所一律不准提供免费塑料袋,免费或变相无偿提供的商家最高罚款可达一万元人民币。限塑令除对塑料购物袋实行有偿制,并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

  虽然区区一个塑料购物袋只是民生环保内容中一处细处环节,但以中国每日购物人口来看,这限塑令若能认真执行,对人们在生活中所造成的白色污染仍起着一定程度的抑制效果。

  环境与资源,早就是全球共同面对的严重课题。近年一些因人类环保失策而引发的各类警示,也促使国际间达致若干朝向全球环保合作的项目。话虽如此,在人类生活已迈入高度物化时代,一些国家对全球环保虽表附议,但在各自经济功利前提下,不少工业大国与国际级商业大户,却仍在利用人们当下的消费价值取向,继续伤害这个小小星球的资源与环境。

   尤有甚者,更有些经济霸权,利用环保之名,剥削一些生产形式较为原始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堂而皇之地只准自己放火而不让他人点灯,这更使得全球环保课题蒙上种种复杂背景。

一种无可奈何的物化民生模式

  环保推动超过半世纪,其实也有不少人在理性的认知上能明白其普世意义及迫切性。但人的理性归理性,在理性上一个人或许能认同种种环保观念,但当他在一种已普遍成为无可奈何的物化民生模式里,正确的价值认知与迫切性都没有在他的理智上占有位置,而是搁置一旁,继续每日的惯性,在消费误区里继续麻痹地参与环境污化与资源剥削,制造他明知道是白色垃圾的白色垃圾。

  可这么说:我们每天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制造一些白色垃圾,如一次性容器、繁文缛节式的包装、各种以更方便为借口的附属消耗品,细数起来还真叫人汗颜,甚至有些人,是在一种明知故犯状况下选择这种“与垃圾为伍的舒适生活”。

  然而只把环保当作是项“义务”、“责任”来进行宣教,在整个已成主流的后现代物化模式生活下,成效不大。用“观念”教育,更显得缓慢且疲软无力。

以法治养成新的环保秩序

  中国现在违反限塑令罚款最高一万元人民币,如真能严厉执行,那么无论商家或消费者都能在法治之下有望逐渐养成一些新的环保秩序。这或许也是最直接方法。

  仍有人调侃新加坡是个“罚款城市”。但也不得不承认长期在种种罚款条例下,新加坡居民相对比一些放任城市居民较具有环保秩序,至少在法律下,先会把强制性环保当作守法看待。

  新习惯可在法治之下逐渐养成。先有“习惯”再理解义务、责任、观念,即使是这样,也比一直不成气候的空谈来得强。

  假如购物场所完全不提供塑料袋,为生活方便就肯定得自备多次性用途袋子。这肯定造成种种不便,但这种不便感会在自备袋子逐渐成为习惯中消退。再当人们回首发现环境里随处乱丢的塑料袋少了,生活有所改进了,虽然这也只是限制塑料袋之后的其中一个效果,却也能感受这效果的积极性。

  只要能开始看到效果的积极性,至少是个转捩点。人们就能从效果去判断,进而认同责任,认同义务,最终形成一种群体新秩序。

  过度的工业化与市场化陈陈相因,逼使全球进入一种恶性的挥霍式消费误区里。我们在各项生活品的原有适度消耗中逐渐迷失了节制能力,才会同时制造那么多不必要的白色垃圾。

  不只个人及群体社区可考虑法治下培养新的环保秩序而减少生活中的白色垃圾,如今各处各地的跨国污染、源头污染、大气及水源污染日益严苛,国际社会也可考虑采取订立国际环保新秩序的方向来改善现状。

  目前国际虽有一些联手环保抗逆项目,但在跨国污染、二氧化碳排放、酸雨破坏、资源耗损、生态失衡、病毒传播等等这些环境污染问题上,其实并没认真通过有效的国际环保秩序或公正的国际仲裁来制衡标准及追究责任。

  为自己利益,要空气里烟雾弥漫就一而再地来个烟雾弥漫,同一个地球大家却在环保观念上价值如此地不一致,不能不说是21世纪现实里的遗憾。其实,在全人类前途面前大家都一样平等,这想法似乎过于理想化,但我们确实也就只有这么一个依赖它生活的地球,又哪能不对这个小小行星给与关怀和维护?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自备购物袋就从今天起(2008-06-04)




自备购物袋就从今天起

(2008-06-04)

  从今天开始,每个月一天(即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的“自备购物袋”日,将扩大到每个礼拜一天,即每个星期三都是“自备购物袋日”。这看起来是个三级跳,有些国人觉得他们会因此更加不便,但也有环保意识较强的国人觉得,我们还是做得不够,尤其是在使用塑料袋的问题上,比起其他国家,我们可以说是瞠乎其后的,因此,有必要采取更加果断的做法,更快速和更大幅度地减少使用塑料袋,为环保尽力。

  2006年2月,国家环境局开始发动本地各大超市,展开一项鼓励公众使用环保袋、少用塑料袋的全民运动,希望公众把环保理念从坐而言化为起而行,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从去年4月18日起,当局进一步把每个月的头个星期三定为“自备购物袋日”。两年过去了,成绩如何?就环境局的最新调查数据来看,我们也许只能说,差强人意。

  虽然平均有60%的顾客知道也支持自备购物袋日,而其中三分二受访者也认为这个活动应更加频密,但只有10至20%的顾客在自备购物袋日会真正自备购物袋。这个百分比虽然比去年运动刚刚推行时的只有1到2%高出许多,算是大有进步,但从总体来看,这毕竟还是个很低的百分比。而接下来,我们每年又还能取得多少进展呢?这是个很大的疑问。因为,使用塑料袋已经成了一般人的生活习惯,单纯通过宣导和说理的方式来推动使用自备购物袋,殊难达到要绝大多数人改变生活习惯的目标。

  因此,有些国人认为,我们最终难免还得动用行政措施,正如中国最近的做法一样。中国从这个月1日起实行了“限塑令”,事前并没有进行太多的酝酿,一声令下,随即告别免费使用塑胶购物袋时代。从此,所有超市、商场、零售店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袋,无偿或变相无偿提供塑料袋的商店最高可处1万元人民币(约2000新元)罚款。

  如此雷厉风行,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之效。那么,我们是否也该效法呢?

  澳大利亚环境部长加勒特(Peter Garrett)紧随中国的步伐,在今年1月10日宣布要在今年底开始全面禁止塑料袋;4月间,澳大利亚南部环境部长则宣布要加快环保脚步,明年起在南部全面禁止塑料袋的使用。另外,美国旧金山和纽约市、爱尔兰、日本、台湾、韩国等地,也已立法禁止或限制使用塑料袋。

  其实,在整顿和保护环境方面,我们算得上是立法与“罚款”的先行者。为什么在“限塑”课题上,我们却显得有点拖拖拉拉呢?我们的问题没有别人严重吗?数字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据两年前本报的报道,国人每年要用上25亿个塑料袋,每户家庭每年可用上2500个,而每人每天也平均使用1.7个,算起来,本地塑料袋使用率是爱尔兰人的一倍多。对照欧美国家的使用率,美国人每人每天平均只用0.9,澳大利亚人用一个,而爱尔兰人则是0.8个。

  环境局试图通过宣导和教育来达到“限塑”的目标,对国人的环保意识和人文修养是一大挑战。我们相信,这种劝说的方式是必须有个时限的,如果过了一定的时间,情况仍不理想,那么,行政手段就难以避免了。国人必须认识到的是,环保是个重要的课题,从节用塑料袋做起,则是身体力行环保重要的第一步,也是最容易做到的第一步。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进度是缓慢的,政府起着带头的作用,民众的反应却相对滞后。随着每个星期三都定为自备购物袋日,国人的“限塑”意识也必须相应地来个三级跳才行。自备购物袋,即日开始。


创造消费与环保的共有空间



创造消费与环保的共有空间

(2008-06-07)

● 周殊钦

  前天是世界环境日,你可是同许多人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就度过了?

  如果你有意识到,那你又做了些什么事情来纪念这个国际环境盛会呢?你是否暂时戒掉对碳的危险嗜好,把汽车停在家中,改以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来响应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Kick the Habit! Towards a Low Carbon Economy)?

  无可否认,我国近年在推广环保意识方面的力度明显加强,而专门应付气候变化问题的部长级委员会、提高本地各领域能源使用效率的能源效率计划委员会等跨部门委员会一一成立,国人对环保的认知程度同十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国家环境局和新加坡环境理事会去年破天荒针对广大消费者推行要求购物者在每月首个星期三自备购物袋的运动,也取得一定的回响。据环境局资源节省处处长王声荣透露,透过实际行动,身体力行去支持这项环保行动的人,已从去年4月的1至2%增加了大约10倍。因此,当局对这项运动可取得的成果,具有相当的信心。

  为把资源回收与再循环的信息推广至家家户户,环境局也扩大了从2001年起展开的全国再循环计划,在全国各组屋区放置了至少1600个资源回收桶,目标是让居民可在150公尺距离内找到。据统计数字显示,主动参与全国再循环计划的家庭也从2002年的45%增至前年的51%。

  这些现象皆显示尽管仍存有巨大的进步空间,但是我国在推行环保工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应被全盘否定的。

  然而,提倡环保意识终究不是只争取数据表上的漂亮战绩,更为重要的是透过知识的传播去灌输正确的环保概念,以追求所有的人都打从心里支持环保这个终极目标。

  诚然,组屋区的资源回收桶是增加了,桶里所容之物相信也不见得少,不过当局可曾注意到这些回收桶有缓缓成为方便拾荒者就地取材的集中点?君不见好些人,包括这些以收集和贩卖旧物品挣钱者,都聪明地利用各种物品已分门别类之便,只要把回收桶翻一翻就能挖到“好料”。既省力,又多了一条财路,何乐而不为?

  这个现象所折射的社会问题其实远比只是贪小便宜更为深层。如果在回收桶挖掘有贩卖价值的物品的人,是因为需要靠这来维持生计,那政府应该更有效地运用基层组织这个深入民间的机器去及时为穷困者提供援助。如果不是,那意味着我国向人们灌输环保意识的工作或许不够彻底,而在传达正确的认知方面,也存有相当大的缺口。

  环境课题近来相当火红,传媒、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世界各地的政治家,一时间都披上了绿色衣装,唯恐少了这一颜色,就有损其道义权威。然而,也许是单一色彩过于单调,又或者是大多数人本能上就是无法抗拒五彩缤纷的世界,因此绿色外套底下往往是一片彩虹,环保努力也仅是流于表面、顺口而出的标语。

  有人说这样的行为在一个以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世界是在所难免的,而且企业终究是鼓励消费的,所以怎么可能去落实所谓的环保生活。确实,环保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消费相抵触的。少了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人们只顾着不断节省资源,还有什么意义呢?

  显然的,要有效推动环保,关键就在于人们对这个课题的认识是否正确。无论是对地球资源无法自然替代的问题视而不见,或是过度片面地强调节省的肤浅宣导,都是不理想、不健康的。反之,如果我们能以正确务实的心态来看待环保,不一味过犹不及地推崇资源节约,而对行动的后果熟视无睹,以为这样就是环保,消费和环保何尝没有共存的空间?

  就以日本为例,它是个重视消费的社会,但是当地人却可以把环保工作做得很好。这不就说明只要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人们有了正确的观念,就能看到眼前以外的东西,也看得到未来的环境问题。这正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社会发展层次。

  环境恶化、气候突变、冰川消融、海面上升……如果你认真去想,这些并非只是少数人应该担忧的问题。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来,从实际方面去想一想到底还能做些什么,以拯救地球和我们自身?

  就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世界环境日献词中所说的,人人都能为解决问题献计出力,不论是个人、组织、公司还是政府,在减少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方面,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同样的,与其将环保旗帜举得高高的,人们不如在日常生活中以不矫枉过正的方式从小处着手,该关电的时候关电;能用一张纸巾擦拭时,绝不用到两张。只有人们将这些行为完全内化之后,才有起码的资格去对环境课题高谈阔论,而推行各种环保计划和提出各种名堂的庆祝日,也才显得更有意义。

■世界环境日简介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并在会上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召开世界研究保护人类环境的会议。四个月后,定下世界环境日的建议就在第27届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

  世界环境日是联合国促进全球环境意识、加强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并采取宣导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其意义在于提醒全世界关注地球的状况和人类活动对环境所造成的危害。


2008年6月1日星期日

节能是能源策略重要的一环(2007-11-14)



节能是能源策略重要的一环
(2007-11-14)

 原油价格每桶已经迫近100美元。在今年1月时,每桶还只是53美元,换言之,短短10个月里就飙升了70%。油价不断腾涨,对世界经济必然要产生巨大的影响。我国在能源需求上完全仰赖进口,不管新元币值多强,也无法抵消这样的涨势。原油价格很快的也就会反映在各种成品油和电力供应价格上。这是促使物价上涨的主要外来因素之一。政府领导人最近一再地向国人谈及这一课题,也显示当局非常关注能源价格对老百姓生活和国家经济所产生的负面冲击。

  但政府显然不是在这个时候才关注能源问题的。长久以来,诸如水供、能源等新加坡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可以说都是在政府的优先考虑议程中。从前天《全国能源政策报告书》的发表,我们就可以晓得,当局其实早已在对能源课题进行深思熟虑,以求拟定一个全盘的方略,既要能确保新加坡经济的持续发展,又能化逆境为顺境,从危机中开发商机。正当能源课题受到普世关注之际,这份报告书的出炉因此具有重大的意义。

  能源是新加坡经济命脉之所系,现在也已经成了同各种环境问题密切相关的焦点,如空气污化问题、二氧化碳排放和地球气候变化问题,都同能源的使用息息相关,也是当前世界最关心的课题之一。因此,新加坡的能源政策除了要能确保本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之外,肯定也不能忽略能源课题已成为全球课题的事实。

  《全国能源政策报告书》提出了三大政策目标和六大应对策略,设想周详。在政策目标上,它考虑到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能源安全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在策略上则照顾到能源市场的竞争性、能源供应的多元化、能源使用的效率、开发能源工业、促进区域与国际合作,以及统筹和形成全局性的政府能源方略。

  应该指出的是,能源政策并不单单是政府的事。一些策略的落实其实就牵涉到每一个人。以提高能源效率来说,就需要社会整体的配合。这一策略其实关系上述所有三个政策目标。正如报告书所指出的,减少能源使用,有助于减少我们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提升我们的能源安全以及减少商业成本、空气污染和碳的排放。在这方面,政府已设立了能源效率计划处,并制定了一个能源效率总蓝图,以便推广使用节能工艺和措施,提高公共的节能意识等。我们觉得,节能应是能源策略重要的一环,而提高公众的节能意识对这个环节殊为重要。

  这肯定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它涉及个人的生活习惯和态度,消费倾向,认知,以至建筑物的设计等等许多层面,既需要通过教育、宣导等手段,也需有法律规章的配合。然而,这也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一些比较容易落实的教育和宣导工作其实是可以先行的。比如,减少使用私人汽车,既有助缓解交通阻塞,也有助于节能减排;减少冷气机的使用量,也有助于节能和减排;采用节能的电灯或灯泡和尽可能利用太阳能等。

  本报交流站就经常收到读者来函,反映各种能源浪费的事例,如办公室、学校讲堂甚至幼稚园的冷气太冷,巴士的冷气太冷等等。这些都是不必要的能源浪费。现在由于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不少家庭也都全面冷气化,有些孩子因此也在不知不觉间养成了滥用冷气机的坏习惯,如不管有没有在房间,都让冷气机长时间甚至全天开着,虽然家庭负担得起电费,却是一种极大的能源浪费。当然,浪费能源的例子还很多,从个人与家庭到公司机构、工业等都不乏事例可寻,诸如此类的不良或不正确的能源消费行为,都必须通过教育以及适当的行政措施尽快纠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从社会整体提高能源效率。


新加坡干净吗?(2-6-2008)



新加坡干净吗?
(2008-06-02)


● 詹尊诚


  这是4月omy网谈得颇多的话题之一。4月13日的《早报星期天·早报周刊》,也讨论了同样的话题。

  几十年来,政府不遗余力地主办各种活动如清洁运动、植树节等等,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享誉国际的清洁、绿色和美丽的都会。旅客慕名而来,新加坡也成为一些国家和都市仿效的对象。

  然而,负责清理垃圾和美化市容的,却主要是政府部门和清洁承包商,个人所贡献的力量非常有限。事实上,每每在大型活动和聚会后,满地都是废纸和空罐;巴士车站旁的废物和从汽车内丢到马路上的烟头也随处可见。我们可能已经习以为常,可是看在外国人眼里,他们会有什么感想?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远远地超越了文化的进度,国民的修养跟不上发达国家。我就亲眼看到大人在孩子面前撕停车固本,然后把纸屑丢出车外。我们就是这样教育下一代吗?

  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要从教育着手,应把清洁和卫生的知识推广深化到每个家庭及个人。学校教育更是重要。以日本中学生为例,他们在下课后都要清洁课室和周围环境。

  身为居民,我们有权要求一个干净的环境;与此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它,使它不受污染。如果人人都把环境清洁和卫生当成自家的问题,把家里整理得一尘不染的同时,也爱屋及乌的以同样心态维护邻里,那么,我们离“零垃圾”的目标就不远了。




2008年4月28日星期一

国人环保意识亟待提高(2008-04-28)

国人环保意识亟待提高(2008-04-28)

  对大多数国人而言,4月22日的“地球日”悄悄的来也悄悄的走了。也许大家近日来的关注点都放在物价上涨和与之俱来的生活压力上,无暇他顾。但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反映我们的环保意识还是相对薄弱的。  很明显的,过去这些年来的经济持续增长,就业率与家庭平均收入普遍提高,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使许多人养成了对环保、省水、节能都很不利的生活习惯。浪费与过度消耗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一般人所在乎的,只是自己是否负担得起,消费得来,而没有顾及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消费行为对生活环境以至整个地球所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根据国家环境局的统计,我国约112万户住家(400多万人口)的总用电量,过去13年来剧增了近8成。从1995年到2007年,家庭总用电量增加了78%。每户人家平均用电量则增加21%。环境局对住家用电量增幅显著的现象表示关注,并呼吁国人节省能源。为提高国人节能源的意识,环境局前天举办了“节能展”,并推展了“10%能源挑战”运动,鼓励每个家庭通过节能措施,削减10%的用电量。

  当局推荐的节能“招数”包括:少用冷气,多用风扇;将冷气温度调至25摄氏度;定期清理冷气系统;离开房间后即关灯;避免冰箱超载,阻碍气体流通;利用太阳晒干衣服,避免使用干衣机;使用即热热水器,而非储存式热水器;使用节能灯泡,如袖珍型日光灯;将电脑配置为节能状态。这些都是每个家庭都有能力办得到的事,但是,很多家庭没有这么做,归根究底也是欠缺环保意识。“10%能源挑战”通过鼓励的方式,宣导节能,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也能产生提高人们环保意识的作用。意识能左右行动,只有当人们具备了环保意识,才能主动地采取各种环保措施,以及最终改变个人的生活习惯。

  环保意识所涉及的其实不单是我们的生活环境,还涉及一个更大的课题: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可持续发展,我们实在有必要改变一些长期以来养成的不良习惯。环境及水源部长雅国博士日前接受本报专访时就强调,人们是否愿意改变习惯才是可持续发展是否可能成功的关键。

  本报从4月21日起推出了《生生不息》栏目,旨在每隔双周通过这个栏目探讨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概念,与读者一同寻找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解决方案。配合栏目创刊,雅国博士接受了专访,足见政府对这个课题的重视。目前全球所面对的气候变暖、石油与粮食价格暴涨等重大课题,其实都与环保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雅国部长所说的,环境不断在变,加上气候变化的威胁越来越显著,无论是政府或个人都必须作出调整,才能让新加坡未来在经济成就和环保上继续保持双赢。

  提高能源效率是我国应付气候变化的首要对策。由国家环境局领导的五个政府机构—能源市场管理局、经济发展局、陆路交通管理局、建设局及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分别代表发电、工业、交通运输、建筑物和住家五大能源消耗领域,去年携手成立“能源效率计划委员会”,致力提高本地各领域的能源使用效率。政府可透过制定政策,加强发电、工业、交通运输和建筑物等四个领域的能源效率,但住家方面则须由新加坡人亲身参与才能取得成效。

  由于多年来饱受断水威胁之苦,我们再循环用水,发明了“新生水”,但是,走进私人住宅区,我们不难看到人们用水管洗车。尽管能源价格不断飙升,在办公室和住家,我们却不难看到人们成天的开着冷气、电脑,而没有真正地使用;我们以清洁城市为荣,事实是,至今全赖一批外国清洁大军每天在默默耕耘;我国正在协助其他国家的城市建设生态城,但反躬自省,国人还有许多与环保、生态格格不入的生活习惯。现在应是国人认真提高环保与生态意识,革除耗能、浪费、制造垃圾等不良生活习惯的时候了。我们必须从自己做起。

2008年3月31日星期一

涨价声中应提倡节省能源(2008-03-29):张永鸿



  最近油价高涨,使到物价跟着上涨,能源公司更一再上调电费,使到许多家庭的负担雪上加霜。虽然我国政府推行了一些配套,给予低收入家庭一些缓解和帮助,但杯水车薪,水电费回扣,一年也只能够省下几百块钱。而水电费从去年开始,就一直不断的上调。我觉得,政府在批准上调水电费的同时,应该考虑成立一个小组,来设计一套鼓励人们节省能源的新课税法及收费制。打个比方说,与其上调收费,政府应该增收“浪费税”。

  我妹妹常告诉我,她们公司的冷气非常冷,使到她每天在办公室里得穿上厚衣才能集中精神上班。有不少公司,常将冷气设定在25度以下,所以冷气机能源消耗量比较高。如果公司将冷气调高到25度,不但能节省能源,员工的集中能力也会提高了。日本已有不少公司,将冷气设定在25到27度之间,以便员工可穿轻便服装上班,为何我们不向他们学习呢?

  我们这些中下阶层,每天为了三餐温饱而头疼的人,为了省钱,都是不断的提醒自己要节约水电用量。但亲友中也有不少负担得起的家庭,为了让孩子更加舒服,冷气和电脑都是一整天开着,可见因能源价格而导致电费提高的幅度还不能促使一些国人提高环保意识,而设法节省能源。

  根据我和周围邻居的经验,新加坡一个住在三房式组屋、四口以内的家庭,平均每月电费,应可控制在100元以内。这类家庭用电量若超出100元,就应该多付“浪费税”。至于公司和其他不同屋子的家庭,可订不同的用电量顶限标准,超越顶限就需为超出的数额多付费用,这样就可以不必调高收费率了。

  此外,政府也应考虑到,许多公共场所也可节省电源。比方说高速公路旁的灯,没有必要全部都开着。晚上开车的人,多数都会开着车头灯。如果能设计一种仪器,让街灯分组轮流开关,一个月能节省的能源应是非常可观的。我发现在一些市区的大公司,晚上大家都离开后,很多走廊上的灯也没必要地开着。如果大家都当心从种种小处省电,国家一年省下的能源是很可观的,这样水电等各类收费可能就不必一再上调,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2008年2月26日星期二

林火烟雾又来了(2008-02-26)


  今年的林火烟雾似乎要比往年来得早。在过去一个多星期里,由于周边国家出现多处林火,加上天气干燥,风力较弱,新加坡空气污染指数呈现上升趋势。从本月14日起,空气污染指数连续六次超过50点,前天更达到56点,多个地区烟雾笼罩,空气污浊,远处景物变得朦胧。  只要邻国发生林火,新加坡必然会遭殃,这在地理上已经注定了我们成为受害者的命运。最近几年,由于烟雾污染变得日益严重,我们曾试图对印尼当局提出善意的提醒,有时候也忍不住要大声地表达我们的不满,但情况都没有明显的改善,就连做做样子、稍微收敛一点都不容易做到。

  我们深知印尼当局的难处,应对林火的各种资源比较缺乏,地方利益集团盘根错节,行政手段往往无济于事。但作为中央政府,雅加达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该有的政治决心还是要有,该履行的国际承诺还是要努力去承担。

  比如说,现在刚到2月份,印尼林火对本国一些地区造成的烟雾污染就已经很严重,假若到烧芭高峰期,污染情况想必还要糟糕。最近多日,印尼苏门答腊岛出现了大约140个火点,其中以廖内省最为严重,八个县都是烟雾弥漫,空气污染指数早就超过100点,能见度也只有1000米,对居民的健康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当然,有些林火确实是自然发生的,但烧芭引起的林火并非在少数。印尼地方当局虽然出动了直升机去灭火,但由于火点太多,结果是杯水车薪,最后显得束手无策。雨季还没有结束,旱季还远未到来,苏门答腊就已经被燎原之火所困扰。看来,在今后几个月里,新加坡人还得随时准备忍受新一轮更严重的烟雾之灾。

  新加坡过去曾真诚地提出,鉴于印尼地方当局灭火设备和人员有限,我方愿意助一臂之力,包括派遣军机和人员参与灭火行动,但被印尼方面拒绝,提出的理由与国家主权有关。这使我们感到很无奈。印尼发生海啸灾难时,新加坡派遣军机和拯救人员前往灾区,在人道救援和重建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是在火灾问题上,却为何莫名其妙地提出主权问题?

  无论是自然火灾,还是人为引起火灾,印尼方面都必须意识到,这样的事情不再是内政,而早已成了国际问题,不该继续回避或忽视了。假若是偶尔一次林火使新加坡遭受池鱼之殃,我们当然会给予充分的理解。但是,来自印尼的烟雾污染年年都有,而且越来越严重,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亚细安几个成员国曾经就烟雾污染问题进行过讨论,雅加达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表态;而在去年底,印尼作为东道国在峇厘岛主办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些都说明印尼政府是有意愿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的。但是,在林火问题上,它为何表现得不那么负责任?

  烟雾污染不应该继续被认为是小事,除了印尼本国人民受害,邻国人民也跟着受害,包括健康层面、经济层面和国际形象层面。新加坡是一个国际都市,在这里举行的大大小的国际会议、国际展览和体育盛事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一切都能操之在我,唯独对烟雾污染只能望洋兴叹。因此,对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再三表达的感受,印尼当局不应该充耳不闻。




2008年1月8日星期二

禁烟有效


禁烟有效 

再接再厉

2008-01-08

  2008年伊始,不少欧洲国家都扩大了禁止吸烟的范围,日本也从昨天起禁止在德士上吸烟。虽然效果不一,但各国政府都希望通过更加严格的措施,尽可能帮助民众减少吸烟,甚至戒掉这种不良习惯。

  如同新加坡一样,巴黎和柏林等欧洲主要城市从今年1月起,也把酒吧、餐馆和咖啡馆列为禁烟区。在此之前,据说来自欧美国家的“烟民”,在新加坡观光期间感到没有“自由”。而现在,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也失去了这种“自由”。

  与欧美国家相比,新加坡在扩大禁烟区方面做得比较早,效果也较理想。正因为我们比较成功,所以香港后来也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措施。可是,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香港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很大阻力,效果不是很好。但无论如何,扩大禁烟区,减少烟民数量,避免二手吸烟,确保公共空间不被污染,这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新加坡把酒吧和咖啡店列为禁烟区初期,也曾遇到一些阻力,原因是业者担心生意会受到不利影响,烟民也感到个人自由被压缩。在此过程中,我们间或收到读者来函投诉说,在某些露天咖啡店或小贩中心,偶尔还有人违反规定在那里吸烟。执法部门得知之后,立即作出反应,采取适当的行动。在公众和执法人员的双重监督下,违反规定的个案已经很少,读者的投诉函也越来越少。可以这么说,新加坡的禁烟措施是有效的,禁烟运动是成功的。而广大民众也体现出了良好的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

  吸烟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对健康有害无利。我们再次呼吁吸烟者应该尽量戒掉这个习惯,至少要避免损害他人的健康。当然,由于历史、文化和习惯等等原因,要全面禁烟是不现实的。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加坡吸烟者的人数在持续减少,这不是一日之功,而是过去数十年坚持不懈努力的成果。我们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各种措施多管齐下,新加坡的烟民将来会更少。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指出一点,那就是,不少年青人也加入到了吸烟者队伍,这是令人担忧的事情。不少青少年,包括女性青少年在内,都以为吸烟很酷,很时髦。假若只是一时好玩,倒也无伤大雅,但要切忌习惯成瘾。在这方面,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给予劝导和帮助。

  欧洲几个主要国家最近在扩大禁烟区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与新加坡过去几年所实行的规定完全一样,但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弹。很多烟民甚至指责政府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减少了他们的生活乐趣,违背了传统的酒吧和咖啡馆文化,所以不愿予以配合和遵守。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这些国家的烟民数量庞大,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荷兰最多;二是烟民的生活习惯已经是根深蒂固,加上政府过去采取的禁烟措施力度不够,也没有循序渐进地执行,因而使这个问题积重难返,现在想要立即见效,谈何容易。

  不可否认,烟雾缭绕的欧洲咖啡馆和酒吧确实是一种文化,但人类之所以变得越来越文明,并非是因为盲目地抱残守缺,而是因为勇于否定自己,勇于放弃不好的东西,这样才得以不断地自我更新和提升。


2008年1月1日星期二

环境教学


环境教学单元可能推展到其他学校

     
邓莉蓉   2007-11-07


  国家环境局与四所中学合作展开试验性计划,在学校课程中加入环境教学单元,让学生对全球环境课题有更深一层的学习和认识。新学习单元普遍获得学生与教师的欢迎,环境局正探讨将此单元也推展到其他学校。

  环境教学单元(Environment Education Module)是项跨学科的综合性单元,学生不单是从科学角度学习如何环保,教师也将地理及历史知识融合其中。个别学校可自拟教材,决定以怎样的方式灌输学生正确的环保意识。

  环境与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碹博士昨天为“清洁与绿化新加坡”的学校嘉年华主持开幕仪式宣布以上消息时说,帮助学生作好准备,以应对环境新挑战如气候暖化是重要的。新单元的特色在于能涵盖多方面的课题,让学生对全球环境有较全面的了解。

  过去,环境局向来也同教育部及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合作,在学校推展富教育性的活动,并把相关环境课题如再循环、节省用水和能源及防止伊蚊滋生等结合在不同的科目当中,例如英文、科学、社会知识和国民教育等。

  许连碹说:“环境教学单元将可集中和全面探讨各个不同的范围,包括环境课题对科学、实质及社会的影响等,而不是把这些都结合在其他科目中。”

  已推行环境教学单元的学校是:南洋女子中学、南华中学、马西岭中学和立伟中学。最早推行的马西岭中学自去年开始便让所有中一学生上课,学习水源管理知识,共30个小时。今年升上中二的教学单元重点则是空气污染。

  马西岭中学科学部主任许淑英受访时说,学校将原本一个星期2个小时的小组作业时间改为环境教学,就不会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环境教学单元更强调实践学习,让学生分成小组进行研究作业,训练他们的思考能力,也加深学生对环境课题的兴趣。

  她说:“不同科目的教师,例如科学和地理一起给同学们上课,从不同角度探讨环境课题。学生们的反应不错,教师们也发现他们在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方面的能力提高。”

  另外,许淑英也表示,学校正计划同一些有开办专门课程的理工学院合作,设计适合中三中四高年级学生的单元课程。

  该校中二生林晓吟说,教师们不以说教的方式授课,而是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全球性课题,了解各个国家和地区所面对的环境挑战与趋势,让她有更深刻的体会。“我现在更明白关心和保护地球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注意要节省能源,避免使用有害环境的产品如喷雾剂。”

  今明两天在新加坡新达城会议中心举行的学校嘉年华(Schools' Carnival),是清洁与绿化新加坡重点活动之一。共175所学校参加展出有关环境专题作业。



卫浴文化协会与幼儿园联办公厕教育计划孩童学当“公厕大使”

林佩碧   2007-03-31 
 
  为了协助孩童从小培养起良好的用厕习惯,新加坡卫浴文化协会与Gloryland幼儿园合作,本月中推出“学前孩童康乐公厕教育计划”(Happy Toilet School Education for Preschools)。  
 
  这也是卫浴文化协会前年为中小学生推出“康乐公厕”计划的延续。此计划获得国家环境局的资助。   

  协会项目副经理蔡丽玲表示,从过去两年与中小学生接触的经验,他们意识到良好的用厕习惯必须从更早的时候开始培养,于是今年把触角延伸至学前孩童。
  
  蔡丽玲指出,经过沙斯、手足口症及其他传染疾病在幼儿园爆发的事件后,更加突显良好用厕习惯的重要性。  
 
  来自三家Gloryland幼儿园的45名孩童参与了新的学前孩童康乐公厕教育试验计划。过去一星期,他们在蔡丽玲和幼儿园教师的教导下,逐步认识什么是良好的用厕习惯、如何保持环境清洁,以及什么是维修及保养得当的公厕等。完成计划的孩童,还可获得“小小公厕大使”奖章一枚。   

  昨天上午,约20名担任“小小公厕大使”的孩童在教师带领下到武吉班让大厦的公厕,运用他们过去一星期所学的,为公厕的清洁程度打分。
  
  罗玮玲小妹妹告诉记者,她现在上厕所会更加小心,确保洗手时不会弄得水花四溅,给清洁阿姨添麻烦。 蔡丽玲透露,试验阶段后,协会接下来会对课程进行调整,预料今年中可把学前孩童康乐公厕教育计划推广到本地1200间学前教育中心。

绿化行动

绿化在于每个人的行动    

2007-11-05

  自1990年开始举办的“清洁与绿化周”,今年化整为零,成为全年的活动:“清洁与绿化新加坡”。其中包括让公众参与的“种一棵树”计划。

  在这项植树计划下,公众每付出200元,便可以在指定的公园或自然保护区内种下一棵树苗。费用将捐助“花园城市基金”,以充作更多的植树与环保用途。每种一棵树,当局也发出一张附有植树人照片的“证书”,以鼓励这项绿化的义举。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与特殊的日子——如世界环境日或地球日,你都可以种树。信息是:绿化环境,人人都可以尽一份力,环保也应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上周末,李显龙总理为这项运动主持揭幕礼时,也呼吁国人努力节省能源,改掉浪费的坏习惯,同时也为环保尽力。

  的确,从1971年第一届植树节开始,到今年的普及性、经常性地推展清洁与绿化,这个“运动”可说走过了一条漫长而饶有意义的道路。然而,运动的大力开展,无疑也引起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的深思:我们距离环保意识的贯彻,距离人人能自动自发维护家园清洁的目标,道路还很远。

  新加坡是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国家,这给环保工作带来艰巨的挑战。清理一条4.1公里的新加坡河就得花上十年以上的时间,可见一斑。总的来说,这些年来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从整体环境的清洁优雅、水道的清洁、水源的妥善管理,到建设新蓄水池、实马高岛垃圾埋置场变成生态乐园等,都是世界瞩目的成就。
  但我们应该指出,清洁家园人人有责,保有一个令人身心舒爽的安居乐业环境,光靠政府是绝对不足够的。深入点说,光靠立法来让人们遵守清洁的条规,也远远不够。尽管,八十年代偷采公家花木的违例者曾招致监禁与打鞭的案例,也显然起过相当的阻吓作用。

  就以检举“垃圾虫”的纪录来说,今年首四个月,国家环境局共捉到近4000个违例丢垃圾者,比去年全年总数的一半还要多。违例者虽也包括不少外籍劳工,但大部分是新加坡人。去年接到罚单的垃圾虫超过7000名,比起前年也增加了将近一倍。

  其他如再循环物资的回收,购物时减少塑料袋的应用等等环保习惯,目前也似乎仍在起步的阶段,并未“深入人心”。此外,许多公共场所露营野餐,之后也往往垃圾如山,难以清理,并造成污染。

  归根结底,清洁与绿化是个细水长流的过程,要靠全民的力量。这股力量,当然须来自民众对环境污染问题的认识和醒悟,建立起明确的环保意识,下定决心,才能够产生的。

  环保意识不强,那么是什么造成人们的依赖性和惰性?有人说,许多人并不把清洁环保视为一种公德,甚至以为违法被捉也大不了罚款了事。也有人说,那是因为生活富足,许多人把举手之劳都交给女佣,或组屋区居民把废物往垃圾槽一扔便以为功德完满。从头到尾,其实这出自一个令人憎恶的想法:自私。

  自私的人表面上看好像得其所哉,其实是损人而不利己。首先是浪费能源、破坏环境,直接便影响到能源费用、清洁费用的提高。一旦环境的破坏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更是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即使你能移民到外地,恐怕你也找不回这么不辞劳苦而有效率地保持环境清洁绿化的公共部门。



植树与植‘情’    

刘永烽   2007-11-07


  据了解,新加坡第一届植树节在1971年便开始举行,但是让公众参与的“个人植树计划”确实还是让人耳目一新。在这项植树计划下,公众每付出200元,便可以在指定的公园或自然保护区内种下一棵树苗。


  让平民百姓过把名人的瘾,把种树变成全民活动,依照国人喜欢证书的特性,还创意出“心”点子:每种一棵树,当局发出一张附有植树人照片的“证书”,以鼓励这项绿化的义举。可见环保当局的良苦用心。


  此计划,可看作是环保当局与大众的集体创作,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它使环保朴素的理念,跃升为一种大众乐意玉成的行为艺术。


  通过这个行为艺术,主办当局与市民大众之间的情感肯定有互动。这一集体创作本身就是与大众对话的过程,堪称是把环保理念“润物细无声”地深入人心的妙思偶得。


  但是,盛举之下,有些细节地方还是值得思考。


可考虑多点邻里性


  首先,200元一棵是不是价钱有点贵?虽然,环保的心不是可以拿钱来衡量的,但是并非每一个人有心人士都可以有能力付诸行动,即便拥有环保之心,又在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里,渴望拥有种植一棵爱心树的强烈愿望,但是如果囊中羞涩,恐怕还是裹足不前。


  毕竟,200元对于低收入者而言,它近乎是半月的生活费,就算对中等收入者而言,也并非是不眨眼就可以决定的事。为此,我想主办当局可否为中低下收入者设置一些柔性的低门槛,让他们也可以一偿环保种树的心愿?


   毕竟,选一棵树苗,自己种下去,肯定是一个人人向往的非常体验。这样,难道不能“植”出更多的人情味?


  其次,植树的地点是不是有点远?可否靠近家?或可否与选树人商榷?


  既然选择特殊日子植树,以资纪念,那么植树的地点是否更加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比如小孩的生日,夫妇觉得具有非常的意义,也许这对夫妇想选在附近的楼下道旁,看着孩子同树苗一起成长,那是一种特别的感觉。


  因为,树的生命过程,与人类的演化过程基本相似,它也有生命的年轮。柔弱的小树苗就如同自己年幼的孩子。


  公园再美,你只能是一个欣赏者,如果有一天,当你在家附近也有了自己的树,你一定会感受到生命的另一番滋味。这样,植树等于是培植了家庭感情。


树就像坚守国土的士兵


  再次,植树人可以领养这棵树吗?种下小树苗,就要负责培土浇灌。在岛国热带气候,领养一棵树,想必是天赐良机,充沛的雨水和阳光,会让领养人事半功倍。


  再说,如果在特殊的日子因为特殊原因而栽种,领养人的感情更加深入。


  树种在家的周围,一家人的情感可以随树共同成长,家长随时可以领孩子培土浇水,讲述与树有关的故事,大可以进行价值观和道德修养的教育。培养孩子与树的感情,让树成为家庭一员。这样还可以增进亲情,增加家庭的凝聚力。


  第四,还可以设计社区树。让同一个社区的栽树人栽种几种主要的树种,形成社区树色,形成鲜明的社区地域风貌,这样会有意想不到的附加值。


 社区树可能会扮演着家园的精神象征,小则增进社区的凝集力,大则潜移默化地培养国人的爱国心。


  树对土地的厮守,象征着爱家爱国的精神。每棵树的树根都紧紧抓着地面,根须深入地层,无论夏日炎炎,无论暴风雨肆虐,它都不逃避,像极了对国土坚持的士兵。


  树是生根的,仿佛具有思想。树长大后就像我们的父亲母亲一样,是家园的方向,寻根的地方。树木的枝丫多像召唤游子回家的手臂。


  总之,“个人植树计划”是一个非常新加坡的创意设计,有了这些自己亲手栽种的树,对国人来说就不单单是一片风景,它还是一段回忆和思念,一种相熟的亲缘。使我们与家园紧紧相连。


  也许我们会走遍世界,但只要我们还活着,只要我们还保留着对生命的热爱和一棵赤子之心,我们最终会回到绿树掩映的家园,承担我们的情感和使命。


(作者是本地自由撰稿人)

气候变化


联合国:

减少碳排放量 各国政府须跟进市场需求

蔡慧玲(2007-11-07)

  市场对《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反应热烈,使这个机制已经成为自愿减少碳排放量公司的首选。但相对之下,政策制定者却似乎没有跟上市场的脚步。

  要持续绿色市场的强劲发展,避免《京都议定书》在第一阶段之后出现真空状态是重要的,因此年底在印尼峇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会议应该制定出清楚的时间表和议程,让已经签订议定书的各国政府有个清楚的指标能够遵循。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Yvo de Boer)昨天在“2007年亚洲碳论坛”(Carbon Forum Asia)的开展仪式上呼吁各国政府和政策制定者跟进市场的需求,肯定清洁发展机制的运作。

  目前,在有利于改善气候转变的工程中,86%的投资来自私人企业。 
 
  德布尔说,清洁发展机制正在快速增长。目前,已有825个减少碳排放量计划在49个发展中国家展开。清洁发展机制鼓励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开发清洁能源市场或通过重新造林计划,帮助减少该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相对地,发达国家可从中赚取碳信用额。德布尔认为,清洁发展机制有非常大潜力,但要真正发挥它的效益,须扩大它的实用性和覆盖面。

  《京都议定书》不但对全球碳排放量带来下跌压力,也开发了新的碳交易市场,而碳信用额交易带来的数以亿计交易额则能用来施行减轻天气变化的措施。德布尔说,碳信用额交易从2005年至2006年内增长了三倍,达到300亿元交易量。国际排放贸易协会预测,今年碳信用额交易量预计将可达600亿元。

  预计,直到2030年,全球每年将耗资另外2000亿元,来绿化、扩充和替代现有的发电厂。

  环境及水源部长雅国博士也出席了“2007年亚洲碳论坛”,他在演讲时说,气候变化是全球所面对的挑战,要减少空气中存在的温室气体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但他表示,各国政府可以从几方面着手,应付气候变化的挑战。这包括:减少使用石油、使用更多再生能源和含碳量较少的能源,以及进行更多造林或重新造林计划,减低或稳定空气中的碳含量。

 
早报中英对照

清洁发展机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CDM
碳信用额:carbon credits
国际排放贸易协会: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ing Association,简称IETA

地球资源

向瓶装水说不  

章良我 2007-10-19

  据早报报道:内阁资政李光耀应邀在首届海事专题系列讲座发表演讲时,指出人类目前的饮食、消费及交通习惯给环境带来负担,不过他坦言自己也不知道应如何在享受高素质生活与环保之间取得平衡。他也担心一些国家应对环境污染的做法治标不治本。

  其实,人类的一些生活习惯,确实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产生许多负面的影响,我们普遍消费的瓶装水,便是一个例子。

  不论是在国际会议,还是在邻里中心的聚会上,总是离不开瓶装水的影子。开封了的瓶装水,往往还没喝光,就被倾倒到下水道去了。

  据统计,全球去年共售出1亿5000多万吨的瓶装水。而光是支撑这个产业,每年就必须消耗1800万桶原油,以及1300多亿加仑的水作为原料。以美国为例,其对于瓶裝水的需求,在这30年来竟成长了20倍,超越了咖啡、啤酒等饮料,几乎和碳酸饮品并驾齐驱。

  不过,瓶裝水在美国热卖,并不是因为这些年来美国缺水,而这纯粹只是行销手段的成功。像Aquafina、Perrier、Evian这类品牌,都把瓶装水塑造成健康、清新、甚至是时尚的象征。

  然而,谁又知道这种追逐时尚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的环境又带来多大的伤害呢?

  每生产1公升的瓶装水,制造过程中至少需要17.5公升的水。瓶装水出了生产线后,还需要运送、上架、冷藏等。根据估算,从欧洲运送1吨的Evian矿泉水到澳洲,会排出84公斤的二氧化碳,而光是去年,澳洲人就消费了1亿5000万公升的瓶装水,等同排放了约1万2000多吨的二氧化碳。

  除了运送水会造成污染外,空瓶后续处理也是一大问题。在美国,使用过的塑胶瓶,最后只有两成被回收。这些讲求设计美感的PET制品,最后多半是成为垃圾场里千年不坏的现代化石。

  可喜的是,喜爱喝瓶装水的欧美先进国家,也不是完全不知反省,最近关于瓶装水的论战,就是先由美国开始。包括纽约市长、旧金山市长、盐湖城市长等,在参与今年6月举办的美国市长论坛时,就已经共同发表对瓶装水的立场。之后,纽约市还大作广告,推销自己城市的自来水。

  此外,全美销售第一的瓶装水Aquafina在环保团体的压力下,7月时公布了瓶装水的水源。结果环保团体竟然发现,该牌瓶装水內竟有24%的成份是自来水。这自然让人对其他品牌的瓶装水是否含有自来水也产生怀疑。这个发现,令旧金山市市長纽森大为光火,立刻下令旧金山市政府开会时,不再另外提供瓶装水。

  回到水资源天生不足的岛国,我们对瓶装水的浪费,也是有目共睹的。新加坡的自来水管已开通到全岛各地,而供水的品质也达到生饮标准。或许是由于输水管线等设施陈旧,或许是心理因素使然,多数民众对生饮自来水仍心存疑虑。即使如此,煮水或滤水的成本并不高,要取得纯净的饮用水不难。

  与此同时,市面上出现愈来愈多的瓶装水,不论是天然的矿泉水,或是经滤净的包装饮用水。许多公司也握紧这一商机,纷纷打出自己品牌的瓶装水。

  喝进这些各式“品牌”的水到底能不能延年益寿,目前还沒有证据能证实,但专家对PET瓶可能会分解致癌物质到水里的警告,言犹在耳。此外,瓶装水从制造、运输到掩埋,整个周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将为地球带来暖化的恶果,这会直接关系到我们子孙的生存问题。

  国际瓶装水组织,在8月初利用《纽约时报》和《旧金山纪事报》的版面,登广告再三强调瓶装水较一般饮料,如酒或可乐之类的饮品来得健康。他们认为,瓶装水与自来水其实并沒有冲突的问题,全看消费者取决饮用何者较方便。

  瓶装水陪伴我们渡过了许多年头,参与了各式会议、研讨会、甚至是日常聚会等,但在了解到它背后对资源的浪费,对环保的抵触后,也许是我们对瓶装水说不的时候了。




节省能源将利及大众   


2007-11-01

  前天,在“青年环保使者计划”颁奖礼的场合上,环境及水源部长雅国博士宣布,由国家环境局领导的五个政府机构,已携手成立了一个“能源效率计划委员会”。委员会将让各个领域作出更好的协调,让能源使用效率全面提高。

  今年底,委员会将为“迈向高能源效率的新加坡”的策划提供一个总蓝图。事实上,水源、能源这些问题,是新加坡长久以来便高度关注的,新举措是“跨部门”的协作,统筹了发电、工业、交通运输、建筑物和住家五大能源消耗领域,把原则具体落实,意义重大。

  众所周知,能源是工业化世界的动力。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已经给全球发出了严峻的警告。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如美国,或发展势头迅猛的中国,都面对着能源问题的困扰。近日中国许多县市的“柴油短缺”致使当地活动几近瘫痪,成为新闻热点。

  追究起来,问题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供应问题。据联合国的资料显示,目前世界对化石燃料——即煤、石油、天然气的依赖,达到85%,而这些燃料是不能及时生产的,因此是不可持续的能源。同时,也由于能源的“奇货可居”,价格的高涨成为了经济问题,也是个棘手的国际政治问题。另外,化石燃料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雅国博士曾在10月中旬参加开斋节祈祷会之后对媒体说,要对抗气候转变,从依赖化石燃料变成依赖非化石燃料是理想的选择。但新加坡小国寡民,选择有限,能做的就是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而且,提高能源效率应该整体一致进行,而不能只靠某一个体或领域单打独斗。

  提高效率当然是重要的。国际能源组织去年的报告显示,单是提高能源效率就可在2030年之前,让世界减少多达60%二氧化碳的排放。那么,跨部门协作又有何重大意义?

  纵上所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能源问题牵涉了科技的研发,行政效率,也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经济与民生问题。从国家与国际合作的层面上,应对的部署主要在三方面:即“节能”(节省能源)、“洁能”(清洁地使用,尽量减少污化)、开发新能源。

  挪威再生能源集团宣布将投资63亿元,在我国大士兴建世界最大的综合太阳能制造中心;大专学府加强能源研究项目;经济发展局订立鼓励绿色投资的条例等等,都是荦荦大者。

  然而,能源效率计划委员会包括建筑物和住家的范畴,也显然很有必要。概括地说,那是因为节省能源开始的时候需要我们的投资。

  举个例子来说,长远而论,购买省电的灯泡是划算的:公园局估计两年来因新灯的装设而每年省下70万元。但省电的荧光灯每盏的价钱总比普通的灯泡来得贵,对普通市民来说,要他们买一个十多元的“贵”灯泡来用,恐怕就很难有这么高的觉悟。

  立法强制性地推行能源节约固然是办法之一,但是不是马上行得通很成疑问。照我们看,即使是立法也必须配合广泛的能源教育来推行。

  就以灯泡的例子来说,使用省电的荧光灯肯定是物有所值的。能源效率计划委员会的任务,新闻、媒体与民众组织的任务,仍然应在于帮助国人认识如何选择能源用品,如何读懂产品说明书,如何精打细算。这样的教育,与宣导如何减少制造垃圾和有效地环保同等重要。




大地常青

   
周雁鸣   2007-11-03

  熨斗坏了,我大胆地拿去家电店修理。售货员说,看来那家伙该退休了,修理也得花十几块,不如用二十多元买新的吧。

  这是一个消费推动经济的年代,产品的寿命很短。手机没几个月便推陈出新,我用的是三年前的款式,那天经过代理商,电视荧幕广告介绍新型号,比对下,我手上那件简直是古董。

  笔者在香港何民田山边木屋出生,家里没有水电。左邻右里都拿建筑地盆捡回来的木材,破开来当柴烧。小孩子在凉了的炉灰里,把白白的铁钉都给拣出来,放进炼乳空罐,等收买烂铜烂铁的人来,换麦芽糖吃。

  过路的小贩卖豆腐花、芝麻糊、凉粉,要买的人从自己家里拿碗来盛。市场买来的鱼和肉,用旧报纸和咸水草绑好。过街替人理发的、补鞋的都有。

  能用的东西都修补过,不能用的东西都拆开来,金属、电器零件在鸭寮街有夜冷市场。那个年头物件的价值在乎实用和耐用。

  糜烂的生活,从一个超市的塑料袋开始……

  八十年代中,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读到图文并茂的环保文章。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课程,也有环保一科。长青社在香港大力推动绿色生活,鼓励人们节源省能。会长周绍祥以身作则,他和家人都穿天然质料衣服,不买洗衣机熨斗,还自己做面包。长青社也用再造纸来印刷、包装。

  以往新加坡推出的环保活动,仅历时一周而已。学校每年都有举办跨科目的环保课题,也有让学生到海边捡垃圾。但人们的骨子里,对环保的积极程度还不是很深,有时候还适得其反。

该注意循环与提升

  目前笔者组屋区附近,有为数不少的平地私人住宅,每一家门口都放两个大型垃圾桶,短短80米的一段路,放了十几个,连行人路也占用了。垃圾车每天环绕那几条街上,停歇、收集垃圾,排放出来的废气与噪音,更是污染的来源。

  还有,商品广告的纸料塞满了信箱,我每一次丢掉都有犯罪感。最近我把它们捡回家,反过来是空白的,让读小五的女儿当草稿。用过后,等收买旧报纸的人来拿走。
  现时,新加坡推行的个人绿色生活大计Clean & Green Singapore,把活动范围从过往一周为限的短期节目,延伸到365天的环保活动。

  政府鼓励人们发愿:要善用资源、减低浪费、实行再循环、绿化环境、防止蚊虫滋生。

  今年的主题是节能。挪威再生能源集团(REC) 在未来五年,将在新加坡兴建世界最大的综合太阳能制造中心,生产太阳能板、电池,产品对象以亚洲国家为主。   冀望短期内,各种电器产品能使用再生能源;而本区域的房屋、商厦与工厂,能用清洁而廉价的电力去烧水、降温、生产。

  面对生态的危机,贪新忘旧的消费方法,已经过时。新的生产模式要顾及的不单是水源能源而已,更要注意的是物件的系统,可否拆件循环再提升。

·作者在本地从事教育工作

养宠物


请宽容对待猫

林家因  2007-11-09

  日前看到钱璟的文章,吁人们停止喂猫,我有些话不吐不快。

  钱君看到的情景并不全面,也非绝对。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也曾见有人在固定地点喂猫,但都是把食物放在纸盘上,过后也清理了才离开,而非丢在地上就离去,这不是一两天的事,而是长年累月,在那儿附近的人都能见证。当然,也确是有人因此而弄脏了些地面,但说因此而发出恶臭,那是太夸张了。

  爱猫人为了避免猫儿被人道毁灭,自掏腰包带猫儿去阉割绝育,看兽医等等善行所付出的时间、金钱与爱心,人们看在眼里都能深切感受到。再说猫儿也会自动掩埋排泄物,比起随地吐痰,吃了食物留下垃圾在组屋楼下桌面的某类人文明得多。

  其实,猫趴在巴刹桌面吃东西的情景是较罕见的,我和朋友们没见过。我为了证实这点,还问了身边一些常光顾小贩中心的朋友。也许我们孤陋寡闻,但鸟儿飞到桌面啄食残羹的情景,倒反较常见。

  猫儿吃饱后一般不是躲在温暖的地方睡觉就是独个儿懒洋洋趴在地上休息,人们不去逗它摸它,它才懒得理你呢?城市的空气不是更污染吗?难道要抵抗力弱的孩子们什么都不许碰,最好戴上口罩以防感染吗?其实人们用餐前或在便后勤洗手,注意个人卫生,才是正确防范之道。

  我虽不是特别爱猫之人,但请大家多宽容慈悲,别对小小猫儿看不顺眼,多包容小动物吧!流浪猫大多已遭阉割,失去繁殖能力,也许日后孩子们得到动物园去才看得见猫儿呢?


禁烟课题



禁烟终须靠政府执法

2007-01-29

  用餐场所禁烟令自从去年7月开始生效以来,实施了半年多。根据国家环境局上星期的最新资料,目前已有730名烟客因为违反条例而被罚款。然而,法令的成效仍是近日市民关注的课题,尤其是法令在环岛各处咖啡店的实施,更引起不少商榷的议论。   

  有多名读者和咖啡店业者通过本报《交流版》质疑,法令是否形同虚设。他们说,某些组屋区咖啡店仍可发现肆无忌惮的烟客,公然在贴有禁烟区标签的座位上吞云吐雾,完全不理会其他餐饮者的健康和感受。   

  另一个相关的争议点是,餐饮业者是否应担当起执法的责任。法令规定,咖啡店业者若看到烟客在禁烟区内吸烟,便须立即上前阻止,如果对方不听劝告,则须拨电举报,否则,业者也违反了条例。据悉,至今有182业者在这种情况下被罚款,有人被罚高达200元。   

  针对读者的投诉,环境局的解释是,禁烟区法令的执行人人有责。不过据本报了解,咖啡店业者参与执法,也有很大的困难。业者认为,烟客违规而店主连累受罚,是不公平的。代表约800名咖啡店从业员的两家公会——琼侨咖啡酒餐商公会和福州咖啡酒餐商公会,都向报界发表了看法。  
 
  业者指出,咖啡店并没有多余的人手监察烟客的行动。而最大的难题,仍然是在“管不行不管也不行”的困境。咖啡店最大的局限在于他们并没有执法的权力,有一名熟悉咖啡店业务的读者投函指出,“把烟客触犯咖啡店禁烟区条例的责任强加在咖啡店业者身上,已是混淆了应该被惩罚的对象。”  
 
  业者说,咖啡店店主对顾客进行规劝,也有许多人情上的顾忌,比如会得罪常客。有时遇上满身刺青,或凶神恶煞的违例者,店主和店员的想法往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举报之后到底会不会遭受报复,也是个十分现实的考量。 
  
  本报18日社论曾探讨过禁烟区的问题,指出设置禁烟区目的是为了市民大众的健康着想,而条例的制定是逐步进行的,细致地考虑到烟客的利益和感受,并非恶法。我们也认为,“无烟之国”的理想,要靠全体大众的合作与支持。因此,环境局来函指出,当局已安排业者在用餐场所显眼的地方贴上更多海报,人人都可以通过热线24小时举报违例的烟客,诚然是一项很重要的举措。   

  然则,从这些日子的民情反应看来,我们认为如要禁烟区法令产生成效,有关法律就必须雷厉执行,行动要更加密集,而执法的范围也要“无所不在”,就像警方取缔任何社会上的非法行为一样。   

  环境部在解释执法的难题时,曾经表示“人手不足”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我们要是环顾新加坡历来的执法情况,便不难发现法律的成效离不开坚定果断的执行。取缔乞丐、无牌小贩、非法停车等等,无一不是靠坚决与严密的执法行动来完成。要是政府与警方人员的人手有限,当局也可以仿效维护交通法规的做法,委托可靠的商业机构来执行开罚单的任务。 固然,某些违例的“恶客”也许会反唇相讥,硬指烟客不能等同于乞丐或无牌小贩,但连起码公德心也没有的违例烟客,其实比起后者更不值得社会的同情。持平而论,对奉公守法的烟客来说,禁烟区的设置只是稍感不便而已,影响并不大。执法除了应该加强力度之外,当然也须要对准有必要打击的目标。



答复:咖啡店业主有责任规劝烟客       

2007-02-01

  谨答复《联合早报·交流站》于1月26日刊登的王琨读者投函《咖啡店业者的困扰》:

  根据禁烟法令,食店业主有责任阻止烟客在非吸烟区吞云吐雾。只要他们已经劝阻烟客,并让国家环境局知道他们已经尽了应尽的责任,便不会面对处罚。除了张贴足够的禁烟海报,和清楚地划分吸烟区,业主可以根据这项法令扮演重要的角色,防止像咖啡店这样的公共场所充满二手烟。

  另外,法令也规定,阻止食店业主行使他们的责任是非法的行为,违法者将面对最高1000元的罚款。业主在面对不可理喻的顾客时,应该向环境局或者警方求助。

  禁烟令在去年7月生效后,大部分业主都能够和环境局配合无间,也有办法说服有抽烟的顾客遵守法令。我们要借这个机会感谢业主的合作和支持。

  感谢王先生的反映。


国家环境局
环境卫生处处长
S Satish Appoo



持续三个月历来最长:

反吸烟运动要‘吓’走烟瘾

邓华贵 2007-03-21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若你在大街上看见一张病床,病床上躺着一名看似垂死的病人,可别太惊讶。那只是保健促进局从今天起展开的反吸烟运动宣传活动的道具。
  
  在这期间,当局除了以媒体宣传方式传达吸烟有害健康的讯息以外,也将在人群较多的地点如莱佛士坊、中央商业区、乌节路等地区进行宣传活动,如在街上摆放一张病床和一名“垂死”的病人,来提醒烟客吸烟会夺命。当局也会分发印有提醒烟客戒烟信息、和印有戒烟热线的物品,来激励吸烟者戒烟。   

  今年的全国反吸烟运动为期三个月,是保健促进局历来展开最长的反吸烟运动。保健局将继续采取软硬兼施的做法,继去年在香烟盒上印上更加骇人的人体器官溃烂图像,采用因吸烟而患有口腔癌女子的广告,以满嘴溃烂的骇人形象,传达“戒烟难,不戒更难!”的宣传口号。   

  这则骇人反吸烟广告的灵感取自于澳洲。据了解,澳洲在去年3月为配合当地的反吸烟运动而推出这类广告。保健局希望借用类似的广告,来达到阻吓人们吸烟的目的。

反烟运动分两阶段   

  这次的反吸烟运动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今天开始至4月低,打着“戒烟难,不戒更难”的口号,提醒人们吸烟对健康带来的各种危害,劝吸烟者尽早戒烟。 第二阶段的反吸烟运动将在5月份进行。当局将采取较温和的做法,鼓励人们戒烟。在这期间,保健局将采用“准备戒烟?不妨一试!”的标语,以一些成功戒烟者的真实例子,激励其他烟客戒烟。保健局也将在全岛六个地点,包括大巴窑、宏茂桥、勿洛等地点,举行“路演”(roadshows),为人们提供免费戒烟劝导、健康检查以及进行教育人们戒烟的游戏等。

保健局戒烟配套

  保健局也推出了一个戒烟配套,里头装有购买尼古丁替代疗法(Nicotine Replacement Therapy,简称NRT)物品的折扣券,让下定决心戒烟的人更容易达到目标。另外,保健局也在反吸烟运动期间的头两个星期,延长戒烟热线的开放时间,让更多想戒烟的人能拨打热线寻求专人协助戒烟。

  保健促进局成人保健署副署长朱琳说:“我们认为有必要以更强烈的方式劝导人们戒烟。许多烟客虽然已清楚知道吸烟会带来的各种坏处,但我们有必要让吸烟的危害烙印在他们的脑海中,才能让他们下定决心彻底戒烟。”

  新加坡的吸烟率虽然已从1984年的20%下降至2004年的12.6%,可说是全球吸烟率最低国家之一,但在新加坡每天还是有约七人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每年全球也有将近500万人死于吸烟引发的疾病。

  想戒烟的公众,可拨打戒烟热线1800 438 2000,寻求专人协助。

年轻人的环保意识


环保意识须代代培养  

林爽  2007-03-16

  3月14日,早报刊登了关于《年轻人环保意识远比年长者来的弱》的报道,我感到我们年轻一代作为国家未来的接班人,如果连保持环境清洁这样的基础素质都不具备的话,是十分让人担忧的。

  在建国初期,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和条例,严厉惩罚那些破坏环境的垃圾虫。从此,随手乱抛垃圾,随地吐痰的现象便逐渐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也正因为如此,新加坡才在国际上赢得了“花园城市”的美誉。

  干净整洁的环境也成为国家旅游业发展的一股强大的推动力。然而,随着新加坡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不断升高,人们似乎忘记了那些长期以来养成的良好的卫生习惯,这也就是近年来乱抛垃圾等违例现象不断增加的原因。

  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我认为要想提高年轻人的环境保护意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这需要长时间在每一代人当中培养。   首先,学校应该加强对学生环境保护意识的培养。虽然青少年正处于叛逆期,但如果能让我们知道乱抛垃圾所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如疾病等,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自然会更加注重保持环境清洁。
  
  其次,政府可以加重惩罚的力度。除了罚款,让违规者作义工也是一种选择。这样可以使他们懂得清洁工人打扫的不易,从而消除乱抛垃圾的恶习。

  我相信,如果全社会都能加入到消灭垃圾虫的行动中来,那么违例乱抛垃圾的现象一定会大大减少。

(作者是淡马锡初级学院生)


年轻人的环保教育显然不足  

2007-03-15


  国家环境局去年处分了7027名违例丢垃圾者,比前年增加近一倍,超过七成是30岁以下的年轻男性。该局过去半年的调查也发现,20岁以下年轻人,只有48%关心乱抛垃圾问题,相比之下,越高年龄层越关心这个问题,50岁以上成年人最高,70.5%表示关心。这个调查结果等于告诉我们:没被捉到的垃圾虫,也必然是年轻人居多。去年9月、10月间,环境局也曾针对小学、中学、初级学院/高中及工艺教育学院学生进行调查,发现九成学生对环保课题有认识,却只有六成愿意将环保知识付诸行动。综观这些数据,可以说在此问题上年轻人的行为不仅令人失望,他们心态的自私与淡漠,更是叫人震惊与忧心。   

  建国四十余年来,平均而言年轻人接受了更多正规教育,得到了更好的呵护,其居住、学习与踏入社会后的工作环境,也远比父辈们舒适,然而,他们却是如此缺乏公德心,倘若我们不认真对待此事,严肃检讨教育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并赶快补救,不仅新加坡的第一世界国家美誉恐遭玷污,更严重的是国家在各方面的竞争力也会因年轻人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而遭到戕伤。在这个问题上,处罚显然不是足够的答案。尽管在调查中有82.3%受访者认为,如果没有罚款,新加坡人会乱抛垃圾,但是,回看数十年来没有松懈过的立法惩处,包括罚垃圾虫为社区清扫垃圾等等,却还收割了今天如此令人失望的结果,则显然说明,单单用惩罚手段不但未能治本,连治标都有疑问了。   

  相信许多人都不会否认,倘若不是有大量清洁工人每天在各公共场所、组屋区打扫卫生,我们的生活环境会脏乱得令人吃惊。因此,当下惩罚手段固然不必放松,对年轻人的教育却绝对必须检讨与改进。环境及水源部高级政务次长许连碹博士上周在国会宣布设“青少年维持环境清洁委员会”,针对35岁以下年轻人制定对策及公众教育计划,显然便是有此认识。然而,公民道德养成教育,必须从小,学校教育远比社会教育重要,等到离开学校了,教育起来就事倍功半。据本报昨天的报道,淡滨尼市镇理事会、环境局及基层组织合作新推出“学校与社区不乱抛垃圾联系网”计划,鼓励学校及居民委员会认管一些公共场所,帮助学生及居民培养不乱抛垃圾的习惯。加入计划的淡滨尼22街励福小学,其“服务学习学会”的20多名学生,就是每星期至少到学校隔邻的游乐场清理垃圾一次。这种做法是从根本上培养青少年的公民道德,养成一辈子爱护环境的习惯,正是目前比较缺乏的教育。如果这样的做法是好的、有效的,是不是应该全体学生都参与?而且,是不是连课室的日常清洁卫生也该由学生参与甚至负责?   

  事实上,以前的中小学生都当过“值日生”,负责当天课室卫生工作,而全班学生也每月或每学期须对校舍进行大扫除。一些学校,甚至由学生负责校园的美化,种花植树作壁画等等。有过这种经历的年长一代,必然深感这种教育使人终身受用。相反的,现在的青少年,由于家庭富裕,受到更多宠爱,养尊处优者不在少数,一些住在宿舍的大学生,每到周末不仅家人开车接送,还有女佣清理床铺、打扫卫生。风气如此,也就难怪不少年轻人认为环境卫生不是他们的责任,而是清洁工人、场所管理员或政府的责任。   

  然而,对环境卫生是否关心、对环境是否爱护,是对社会的责任感的表现,绝非小事。国家环境局公布的数据,是敲响了警钟,这个时候,全体国人,尤其是家长们,岂能不认真想想,年轻人的教育到底缺了什么?


年轻人环保意识,远比年长者来得弱

林佩碧  2007-03-14  

  新加坡年轻人对保持环境清洁的意识,没有50岁以上的成年人来得强。
  
  为进一步了解本地垃圾虫的特点与行为,国家环境局过去半年对3018人展开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九成受访者知道乱抛垃圾对环境和公共卫生有害。可是在进一步分析不同年龄组别的反应后,环境局发现持有上述看法的20岁以下年轻人只有88.2%,是各组别中最低的。   

  相比之下,50岁以上成年人的比例反而有93.8%,是各组别中最高的;其次是40至49岁组别,比例为92.6%。   

  20岁以下的年轻受访者当中,只有48%关心乱抛垃圾的问题,其余52%表示没意见或不关心。50岁以上成年人对此课题表示关心的则高达70.5%。  
 
  另外,超过半数年过40岁的受访者认为本地乱抛垃圾的问题严重;持有相同看法的29岁以下年轻人当中只有约四成。   

  调查结果令人颇感意外,因为在人们印象中,年轻一代的教育程度较高,理应更懂得保持环境清洁。可是显然地,他们明白道理,却不一定付诸行动,而且当中有不少人认为那应该是清洁工人、场所管理员或政府的责任,这是个值得关注和有待改善的现象。   

  此外,82.3%受访者认为,如果没有罚款,新加坡人会乱抛垃圾。约两成受访者认为现有的罚款数额不足以阻吓垃圾虫。

  环境局稽查员去年总共捉到7027名违例丢垃圾者,比前年增加近一倍。

  违例乱抛垃圾而被捉的人当中,超过七成是30岁以下的年轻男性、一般上只有小学或中学教育程度,其中超过半数是烟客。最常见的垃圾是香烟蒂、纸巾、塑料包装和纸张等。

设青少年环境清洁委会,制定年轻人教育计划

  结合调查结果和实际行动经验所得,环境局的下一步是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计划,以便有效传达不乱抛垃圾的信息。

  环境及水源部高级政务次长许连碹博士上周在国会就宣布设“青少年维持环境清洁委员会”(Committee on Youths for Clean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针对35岁以下年轻人制定对策及公众教育计划。

  除了环境局,委员会代表来自教育部、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环境理事会、全国青年理事会及教育学府。委员会接下来将与青少年进行多场对话会,了解他们的看法。

  励福小学校长曹铭霞曾经在初院和中学任教多年,她认为青少年乱抛垃圾的一个原因是处于叛逆期,想做出一些挑战社会的行为,而和其他罪行如吸毒、偷窃和抽烟等相比,乱抛垃圾是较“安全”的选择。

  她说:“对于这个年龄的学生,我们不能采取说教的方式。我建议通过进行一些环保作业,让他们自己去发现保持环境清洁的重要性。”

  淡滨尼市镇理事会与环境局及基层组织合作新推出一项“学校与社区不乱抛垃圾联系网”计划(School & Community Anti-Littering Network),通过鼓励学校及居民委员会认管一些公共场所,如游乐场及组屋底层等,帮助学生及居民培养起不乱抛垃圾的习惯。

  位于淡滨尼第22街的励福小学是加入计划的小学之一。学校“服务学习学会”的20多名学生,每星期至少到学校隔邻的游乐场清理垃圾一次。

  叶宏伟(11岁)现在只要经过游乐场,一看到垃圾,就会主动去捡起来。

  他说:“在游乐场经常捡到食物包装纸、泡沫塑料杯等垃圾。新加坡是我们的家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保持干净。”



不在“我时代”,不是“垃圾虫”

王美燕  2007-03-24

  我无意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去衡量、去判断这一群有不同想法的年轻人。我宁可尝试去“了解”这个现象对我存在着的意义。  
 
  每当丢垃圾时母亲总会再三提醒,要把垃圾袋绑好,方便清洁工人处理,千万不要“为难”他们。  
 
  母亲有一颗体恤别人的心,父亲过世后她独自养育子女吃了不少苦头,对在生活线上辛苦工作赚口饭吃的人她总特别关心,对他们的工作也给予尊重。在咖啡店用餐时,母亲会向捧茶送饭的阿嫂表示感激,即使在公共厕所看到进行清理工作的工友时,她也不忘对她们说一声“谢谢”。  
 
  母亲已70多岁了,她仍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尊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她不轻易丢弃纸张,家中无用的纸张最终都被她折成纸船或方盒子当器皿使用,她晓得资源重复使用的道理而绝不浪费。   

  经历了人生磨练的年长一辈,在面对生活或是待人处事上,他们都懂得心存感激。反观在优渥环境下成长的我国年轻一代,有些人的脑袋瓜里到底在想什么,有时候还真是难以理解。   

  近日新闻报道指出,国家环境局过去半年对3018人展开一项调查发现,新加坡的年轻人对保持环境清洁的意识,远比不上50岁以上的成年人。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九成受访者知道乱抛垃圾对环境和公共卫生有害。可是进一步分析不同年龄组别的反应后,持有上述看法的20岁以下年轻人只有88.2%,是各组别中最低的。   

  调查结果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年轻一代的教育程度较高,理应更懂得保持环境清洁。可是显然地,他们明白道理,却不一定付诸行动,而且当中有不少人认为那应该是清洁工人、场所管理员或政府的责任。 生长在不同时代的人,鉴于没有共同的生活经验,因时空背景的差异,所保持的价值观,以及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显然有差异。

  网络上有篇文章指出,“我们”的时代已经远去,而“我”的时代正在来临。全球化的“我”的时代所呈现的特征,即是以自我为中心、藐视权威、缺乏责任感。在“我时代”成长的年轻人,他们是为了打破规则而来。我国的年轻人会是“我时代”的一分子吗?

  年轻人对环保“知而不行”或持“另类”想法,就认定他们是挑战社会、归类为“我时代”自私自利、不负责任的一群,这不是我要写这篇文章的用意。引用环保调查结论,为年轻人贴上“垃圾虫”的标签,更不是我心所愿。我无意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去衡量、去判断这一群有不同想法的年轻人。我宁可尝试去“了解”这个现象对我存在着的意义。

偏见与偏差造成紧张关系

  我会问自己,对于环境爱护,是否缺乏一份尊重,以致当它遭遇摧残和破坏时,选择了沉默不语并不及时加以阻止?我也会问是否曾无知地对环境施虐,而无意中给年轻人作出错误的示范?此外,我可有认真地去了解与认识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并仔细想想到底能做些什么来保护它?

  偏见与偏差往往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以致出现紧张的关系。

  我对我们的年轻人还是蛮有信心的,他们不应是“垃圾虫”的代言人。调查结果背后隐藏的真实,也许只是一些年轻人当下的“不知所为”(不认真回答、给予叛逆性的答复、一时耍酷等等)罢了。年轻人需要的,更多应是家人朋友甚至是身旁陌生人给予的善意提醒。

  另据报道也指出,综合了环保调查结果和实际行动经验所得,环境局的下一步将是设青少年环境清洁委员会,针对35岁以下年轻人制定对策及公众教育计划。环境局把焦点放在年轻人加以“管教”并无伤大雅,不过环保应是大众的事,也是一辈子的事。社会群体若能自省自觉,从自己做起并彼此提醒,把环保的习惯与行为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兼具身教和言教的管教方式,相信对年轻人会产生更好的教育效果。 

(作者是《联合早报》新闻编辑组副主任)



环保之外看扔垃圾

吴韦材  2007-03-21

  报章有言论反映我国年轻一代环保意识比上一代人来得薄弱,对随处乱扔垃圾不当一回事,社论也从这些数据,认为在此问题上年轻人的行为不仅令人失望,其心态的自私与淡漠更叫人震惊与忧心。  
 
  年轻人的自私与冷漠,不是一日之寒。   

  当国家不断改进,不断为国人提供一个更优质的生活环境时,同时也更须要去提升所有新一代的社会观。新一代能拥有更正确的社会观,才能懂得如何为自己社会环境负起应当的责任。

  去年回国三次替母校搞历史剧演出,在扩建后规模恢宏的母校新校园里,笔者不无感触。我看见学校空间更大了,设备更为齐全了,周围环境也有特定的员工来保养,但母校从前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应,却似乎再也找不回来。
  
  在排练时,我曾与一些同学交流,发现同学所看待的学校,多数就只是一个来上课和来活动的地方。那种打从心里感觉母校就是自己第二个家的心态,已不似我们那一代人那般强烈。

  年轻一代对学校冷漠,不只是我的母校独有的问题,就如年轻新一代对社会冷漠,也不只是我国社会才有的问题。

乱扔垃圾不只是环保意识问题  
 
  物化社会文明如今席卷全球,人性在物化社会中,因对应大气候之需要而产生的偏向视角,再加上潜意识已认同这些价值观为最大主流,这才是今天年轻人的问题。 为什么扔垃圾?别意外,也许不只是贪图顺手的方便,也并非不明白“环保责任”或“应有公德心”这些概念。年轻人大可以写出头头是道的环保作文,他们也知道何谓爱护国家及对社会要有公德心,然而一个公民懂得这些是一回事,能够自发自动在生活中实践又是另回事。

  而如今,最吸引新一代年轻人的生活想法及生活活法,除了样样追求及时更新,理想上除了追求更直接的效益及功利,那就是现在全球流行的“我”、“个人”、“我行我素”的个性风潮。他们或许真的认为新新人类就应该是这样的。我感到ok就行了。这种年轻一代误读及误解自我主义的情形,到处都是那么严重。 

  并非我们的教学内容欠缺“好公民”的信号。也许不足,但不可能没有。

  但学生们明亮的眼睛里实际上看到什么?在他们被鼓励与被教导人格要推己及人、要有集体意识、要无私的同时,却也看到大人们的整个世界里,拼命竞争,看重排名,追求名誉,保障自我利益。大气候既然如是,那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并不是我们的学校没有负起传授社会意识和价值观,也不是国家没有向我们的新一代负起传达社会规范的工作。问题是:说话要说得铿锵有力,自己就先要有能说服人的条件与背景。

  在一个精神日益物化的社会里,要教育下一代着重精神素质,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许,那也不是不可能。在这种或许会遇到尴尬的情况下,社会意识教育究竟要采取哪个方向才能取得最佳平衡效果,那真的要经过社会教育专家经过多番实地研究,或许才能得出的对策。

  因此随手扔垃圾,不只是环保意识问题。

  我只是觉得,一个有足够清道夫打扫的国家,也许舒服富裕,但一个人人都能够维持整洁漂亮的国家,才是真正的风度文明。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24所中小学 清洁工人“放假一周”

邓华贵 2007-03-22

   为提高年轻人对保持环境清洁的意识,西南社区发展理事会与国家环境局(西南办事处)推出“闪亮校园在西南”计划,希望培养出一群关心公共卫生的青年。
  
  参与计划的24所中小学的三万多名学生,将在一年内完成三个公共卫生的教育单元—“人人不乱丢垃圾的居住环境”、“干净闪亮的公厕”和“不传播病菌的社群”。

  培养40名“环保大使”   

  这些学校将在5月举行“无清洁工人的一周”活动,让学生代替清洁工人打扫校园一星期,以体会清洁工人在保持校园清洁所付出的辛劳,了解保持环境清洁的重要。   

  社理会也希望在这24所学校内各培养出至少40名“西南区少年环保大使”,引导学生为保持环境清洁尽一分力。   

  东林中学是参与计划的学校之一。中四生陈伟杰(16岁)对能参与计划感到相当兴奋。他说:“我认为这是很好的计划,它能提高我们保持环境清洁的意识,也让我们了解到保持环境清洁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我认为所有的学生都有责任不乱丢垃圾和保持环境清洁。”  
 
  他的同学艾蒂也说:“公共卫生教育从学校做起,让学生从小就被灌输正确的环保和公共卫生概念。我相信,代替清洁工人打扫校园一星期,会让我们体会到清洁工人平日保持校园清洁所付出的辛劳,日后也就再也不会乱丢垃圾了。” 东林中学的清洁督工萨米亚说:“其实,东林中学的学生很少乱丢垃圾,他们在走廊上看到垃圾,不必等我们去打扫,也会自发地把垃圾捡起来。因此我相信,把打扫校园的工作交给他们,他们绝对胜任有余。”

  校长徐素心认为,这个活动能测试学生的公共卫生意识,也让他们体会到保持环境清洁得作出的努力,并让他们了解拥有清洁的环境并非理所当然,需要每个人的努力来维持。

  环境及水源部高级政务次长兼西南区市长许连碹博士昨天出席了东林中学的保持环境清洁宣言发表仪式。她受访时说:“许多学生在环境卫生方面有很多知识及相当高的环保意识,但他们未必能把所懂得的付诸于行动。国家环境局去年的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860名学生中,只有43%愿意参与学校环保活动。因此这次的计划,将是个能让他们把环保意识付诸行动的有效管道。”

环保意识

环保成绩不错,民间仍须努力

2007-05-17

  环境保护是刻下全球共同关注的课题,那么,新加坡的环保工作做得怎样呢?最近从媒体传出的三项信息,足以说明在政府与环保专家的层面上,环保是饶有成绩的。

  信息之一:减排二氧化碳的目标,提前五年达到。   

  在国际环保会议上,二氧化碳一致被认定是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成了众矢之的。新加坡则在多年来通过对工业、车辆等的严厉管制,通过舍弃石油改用天然气驱动发电等等多管齐下的做法,大力减少环境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到了目前,即比2012年的预订目标早了五年,排放量已比1990年的基数减少了25%。 
     
  信息之二:九成的垃圾可以焚化,而垃圾岛变成了“伊甸园”。

  上个月,英国著名杂志《新科学家》刊登了一则专题报道,介绍新加坡实马高岛(Pulau Semakau)的垃圾处理方式。实马高岛是垃圾埋置场,但它也具备了生物多样性景观。

  报道指出,我国清理垃圾,是一星期七天,每天24小时进行的,九成的垃圾都以焚化处理。焚化过程经过高科技处理,污染受控制。更神奇的是,垃圾焚化产生热能,垃圾灰在实马高岛埋置后形成人工小岛,有自然生态在岛上形成,因而该岛可以开辟成为度假消闲胜地。

  据悉,这样的垃圾处理方法可以持续40年,因此实马高岛成为了各国瞩目的环保楷模。

  新加坡的垃圾,为什么样样都可以焚化,包括普通电池和塑料袋?原来,政府早年立法,限制在本地售卖的电池的含汞量,所以普通电池是可以焚化的。此外,政府也鼓励商家回收旧手机和用过的电池,进行再循环。

  信息三:下定政治决心,拨出巨款,发展新能源。  
   
  政府今年3月宣布,未来五年将投入3亿5000万元,推动新加坡发展成为环球洁净能源枢纽。新加坡非常着重“再生能源”的研发,也准备推出奖励措施,吸引经营太阳能的业者落户我国。

  从上述各点看来,环保工业的部署,政府的确是做得很多,很妥善了。那么,国家环境局和环境理事会为什么还要推出“自备购物袋”这样的运动呢?为什么在运动中还是有人觉得,新加坡人一年用去25亿个塑料袋算不了什么;而买塑料袋等于捐款做慈善的软性规劝方式,则被视为“罚款”?

  照我们看,政府虽是先知先觉,但我们在培养民众的环保意识这个层面还做得不够。

  第一,民众须要知道政府在环保上做了什么,大方向在哪里,专家、工程师为什么要那样设计,然后才可以配合。当然,我们也要避免另一个极端,就是民众认为政府样样皆能,光靠政府就行,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责任感。

  第二,民众也要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不错,新加坡的垃圾大部分都可以焚化,但废物的“再循环”才是永续发展的保证。一般新加坡人,都知道可以再循环的玻璃瓶,应该放入黄色的环保袋里,等待环保车定期收集吗?而再循环垃圾分类的三个洞,分别放进什么?(答案是纸张、塑料、铁罐。)更重要的是,环保要从小养成习惯。

  第三,环保工作要进一步改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便须更通畅。民众或许不会发明垃圾处理新法,民众的认知或许也有很多误区,但民间的环保意识一定要尽早建立起来。民可使由之,也可使知之;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联合早报》决定每周两次出版《绿色行动》专页,也是试图在这方面略尽绵力。




让每一天都是地球日   

陈华彪 13-05-2007

  在全球变暖阴影的笼罩下,今年的4月22日对许多人而言意义更为深刻,因为这是环保分子为了提高大众的环保意识于70年代设定的地球日(Earth Day)。在今年的地球日,美国许多民间机构和环保组织都在各大城市举行许多教育性的活动。本地也不例外,除了遴选出所谓的地球小姐(Miss Earth)、举办以环保意识为主题的数码艺术比赛之外,各大报纸也在当天特地报道有关环保和绿化的新闻,以提高读者的环保意识。这实在是令人鼓舞的消息,看来地球所面对的各种环境问题大概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因为我们已经把环保的信息传达给大众了。

 然而,年纪较大的读者或许会记得80年代末有关臭氧层被破坏的消息。即使是地球暖化和温室效应也并不是近几年才普及的词语,这些词语在90年代初就已经存在了。我记得在好几年前读到一篇文章,叙述的是70年代末许多环保组织在美国的大城市举办的活动,结果讽刺的是活动制造出大量的垃圾,完全违背了活动本身所要传达的信息。由于那篇文章的结尾非常深刻,因此我至今还可以记忆犹新:所谓的地球日仿佛只是让所有的参与者得到某种心灵安慰的空洞节日,因为大家只要以为自己在大街上高喊自己支持环保就等同为环保尽了一分力,结果什么东西都没有改变,而环境问题依然存在。

 我不是反对提高大众的环保意识,而是担心这并不足够,尤其是在许多科学家都提出了人类只有大概十年的时间解决地球暖化问题,以致它不会发展成无可挽回的局面的看法下,解决环境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在此背景下,有关当局许多针对环境问题的措施更显得难能可贵,如安装太阳能的街灯和种植树木。然而,要解决环境问题仅仅靠这些小措施是不足够的,还需要更大和更多的改变。

  或许最难改变的是多数人对于经济发展的看法吧。我曾经和许多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朋友交谈,问他们对于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量的看法如何,而他们的答案总是非常相同,就是这样子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个不公平的做法。换句话说,环保措施固然重要,不过经济发展必须放在优先。我相信持有此看法的不只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朋友和领袖,就算是询问本地或者是欧美的朋友和领袖,十之八九也会得到同样的答案吧。

  对于此看法,本人觉得非常难理解。如果整个地球的环境都搞砸了,还有什么经济发展可言呢?难道被保存的大自然不算是一种可贵的资源吗? 根据路透社,中国政府最近发表的一份探讨全球暖化问题的报告就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承认全球暖化或许会为中国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另一方面却拒绝减少温室气体排量。不仅是中国,就连布什领导的美国政府也如此,一方面对于地球暖化问题表示关注,另一方面却不肯签署京都议定书。难道各国政府对于环保的关注只不过是某种达到自我安慰的行为,其心态就跟那些70年代末参与地球日庆祝的大众一样吗?

  我很少庆祝母亲节或者父亲节,只因为我相信子女应该无时无刻不尊重和敬爱自己的父母,无须等到父母亲节才如此。或者说,对于子女而言,每天都应该是父母亲的节日。此逻辑大概也可以运用到地球日上吧。在解决地球暖化问题的时限慢慢减少的情况下,或许各国政府和全球人民应该开始把每天都当成地球日,把解决地球暖化和环境问题放在最优先的位置。

(作者是在美国留学的博士生)

作文题目

作文题目


1. 根据调查,虽然我国青少年知道环保的重要性,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去实践的并不多。试写一封信给外国笔友,和他谈一谈你的看法。

2. 健康比财富更重要(5/99)

3. 你的邻居喜欢饲养小动物,但在照顾它们时很不负责任,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试写一封信给市镇理事会经理,向他反映这种情况,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2004/MAY)

4. 你刚刚搬新家,发现你居住的组屋区环境非常肮脏,到处堆满杂物垃圾。试以一名居民的身份,写信给东景市镇理事会总经理,在信中向他说明环境肮脏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并向他提出一些改善环境卫生的建议。(1998/NOV)

5. 你和家人到住家附近的小贩中心用餐,你发觉该小贩中心有许多地方必须改进。试写一封信给祥林市镇理事会经理向他投诉,并提出你的建议。(2000/MAY)

6. 怎样才是健康的生活(6/03)

7. 如何改善环境污染问题。

8. 你搬进新家后,发现左右邻居都是烟鬼,害得你全家人经常吸二手烟。试以居民的身份,写一封信投诉信给市镇理事会主席。

9. 假日,你与几个同学到东海岸公园游玩时,发现那里的海滩到处都是垃圾。试写一封信给国家环境局局长,建议尽快派人清理垃圾。